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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文学类论文例文,与古代文学的历史想象相关毕业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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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局部.从而避免瞎子摸象式的局部真实,走向成竹在胸的历史“整体感”.文学史是一种历史的发现,同时也是艺术化的历史.它用想象的方式补充和超越历史史料的不足,但是文学史想象并非无根之谈的幻想.文学史创造性的想象也须凭借“充足”的史料.杜甫《奉和严郑公军城早秋》诗有句云：“已收滴博云间戌,欲夺蓬婆雪外城.”初看诗意甚明,即以云、雪形容滴博、蓬婆之高寒.仇兆鳌《杜诗详注》引黄生日：“诗中用地名,必取其佳者,方能助色,如凤林、鱼海、乌蛮、白帝、鱼龙、鸟鼠是也.滴博、蓬婆,地名本粗硬,用云间、雪外以调适之,读来便觉风秀,运用之妙如此.”此论甚是,亦代表一般的解释,以为“云”、“雪”乃普通名词,以状城、戍也.但如果结合杜诗写作的地理、历史背景,可以考出滴博、蓬婆乃其时唐与吐蕃间的要冲,滴博天宝间属云山郡,蓬婆山一名大雪山,是故这两句杜诗中的“云”、“雪”实亦为两地名,“用‘云间’、‘雪外’以调适滴博、蓬婆,固觉风秀,而云雪二字,又自地理专名转化而来,更见杜翁运用之妙矣.”
受到文学创作虚构特性的影响,文学史想象又不能过分拘泥于史料.同样是有关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问题的历史地理考据之例,李白《战城南》、高适《燕歌行》、王之涣《从军行》、李贺《塞下曲》等历来脍炙人口的名篇,都存在着地理矛盾或错误的现象.以王之涣《从军行》为例：“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青海即今青海湖,雪山即横亘于青海与玉门关之间的祁连山,玉门关位置曾有迁移然总不出今青海省西部.但此诗既云破楼兰,就事论事,这支部队没有从青海出发,越过雪山,再出玉门关的必要,而应当走汉以来通西域的老路,经过武威、张掖、酒泉等地以出玉门关.这是非常清楚的历史、地理考据.不过,在文学史想象的视野里,这些边塞诗人不一定要负担绘制历史地图资料的任务,他们之所以不顾地理形势的实际,使作品中的地名出现互不关合的方位或过于辽远的距离等情况,又很显然地是为了要更加突出地表现边塞这个主题,因为不如此,就不容易充分地揭示边塞主题所非常需要的时间和空间的巨大图景.
文学史想象同时也是一种打上了个性印记的创造的能力.它追求的是个性化、有思想的文学史.清代方玉润在《诗经原始》里有一个著名的例子：“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这段鉴赏《诗经苯苜》的文字,深得个中三昧,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境界的创造.陶渊明《饮酒》诗第五首有句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见”有的陶集版本作“望”,苏轼云：“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对“悠然见南山”则别有解会：悠然地看见南山固可,从主体过渡到客体,将“悠然”作为所看到的南山的形容,即看见南山的悠然亦可.都是不离文本而又超越纯文本的个性化、创造性的对于艺术意境的想象.再如李贺《雁门太守行》首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古今咸推警策,然既是黑云密布又何以甲光向日历来解释难惬人意.已故沈玉成先生根据《北齐书》、《周书》、Ⅸ魏书》等史料,西魏、北周服色尚黑,据此推断说,北周大军兵临城下,黑压压一大片,前句既作此解,后旬自是对守城兵将黄色衣甲的美化渲染”.这里虽有考据,却已不纯然是一个考据的问题；虽是“别解”,却是追求接近原诗本意的有个性的合理想象.
五
刘勰在谈到文学创作的神思时说：“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文心雕龙神思》)文学史想象也需要这样的神思.文学史“神思”是一项高度个性化的创造活动：就其研究对象而言,是独特的中国文学.就研究主体而言,则应该有史家的个性.具体来说,文学史想象的核心就是在史实基础上的创造性思维和独到的史识,其关键就是重获古代文学自身脉络中的内在视野.
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重要差异,突出地表现在中国文学其实是“文章”,而不是西方式的“文学”.这种差异决定了整个研究范围、方式之差异.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近代文学观念的不断输入,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所谓“纯文学”观逐步占据主流地位.文学史家所理解的“文学”逐渐向欧美近代所谓“纯文学”靠近,而离传统的、包括了实用、学术文章等等在内的“文章”愈来愈远,由此也影响了他们对于中国文学史上作家、作品的选择与评价,影响了作为学科的中国文学史的解释框架和发展走向.文学体裁被清楚地限定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四种样式之中.许多被传统文学观藐视和排斥的文体如词、曲、小说等进入文学史,这是重要的发现和拓展.但是一些在历史上曾受到重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学作家和作品则被排斥出去,又出现了削中国古代文学之足以适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之履之弊.这同时也是从传统走向现代所付出的代价.近年来,愈来愈多的文学史家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无比深厚多样,古人的文学观本身也在不同的时代不断变化,某些文体如散文的情况更是纷纭复杂.事实上,中国古代文章的实用性与文学性不但是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而且实用性越强的文章,往往地位越尊贵,也越讲究语言形式之美――这一点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理解和接受近现代文学观念固然重要,但尊重古代文学的历史事实,将文学观念和理论建筑在具体文学史的事实之上,则尤其重要.回到中国“文章学”来发现自己的历史,这是其内部反思的自觉.
中国文学发展也有自身的规律.中国长期的古代社会制度呈一种超稳定结构,中国文学也很少有革命式的骤变,它的变化更多地呈现为文体的演化与嬗变.在这种背景下,古人对于文学发展、变化有十分独特和具有丰富的辩证内涵的认识.苏轼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苏轼认为诸公已代表了古代艺术的最高水平,然而他同时又深深感惜杜甫诸人所创造的崇高的艺术美标志着前代古风的衰微：“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益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一种风格的建立,总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一种类型之美的兴盛,必然要在某种程度上牺牲另一种类型的美.这种认识可以应用于某种特定的体裁和风格,也可以应用到艺术、文学的整体.另一方面,由于某种文体“能事已毕”,作家们会将注意力和精力转而挖掘和发挥其它文体的潜力或创造新的文体,形成“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各有擅胜局面.此外,创作上的“能事已毕”,不等于批评E的同步衰落.明代许学夷即指出：“古今诗赋文章,代日益降,而识见议论,则代日益精.等试观六朝人论诗,多浮泛迂远,精切肯綮者十得其一；而晚唐、宋、元,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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