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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因此本文使用加引号的“小语种”,以表明对上述问题的反思.关于这一点,文中还会多次论及.]竟然掀起阅读与谈论的热潮,以“文学爆炸”和“魔幻现实主义”为中心的“拉美文学热”直接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探索与创作,尤以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所受浸染最深.“拉美文学热”的形成不仅紧密联系着诺贝尔文学奖[注：1982年,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走向世界”、“现代化”、“民族化”、“纯文学”等诸多1980年代文学与社会的重大话题,而且深刻介入到1980年代的文学变革.| 有关论文范文主题研究: | 关于文学翻译的论文范文文献 | 大学生适用: | 研究生毕业论文、专科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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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90年代,当文学“失去轰动效应”,拉美文学作为一种“小语种”文学回落到它似乎应该占据的社会边缘位置.随着中国日益加剧的市场化以及对国际社会越来越深刻地介入,拉美文学翻译也越来越受市场法则和国际版权公约制约,日渐委顿.多数1980年代耳熟能详的拉美作家渐次从主流视野中消失；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自七八十年代之交就开始被译介到中国的博尔赫斯却在1990年代独领风骚,不仅被奉为文学大师,其作品亦成为某种文化时尚,受到文化市场追捧.《博尔赫斯文集》、《博尔赫斯全集》以及各种传记、访谈录不断被翻译出版.慢热的博尔赫斯成为1990年代后现代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全球文化景观的一个本土版本.
半个世纪以来的拉美文学翻译与当代中国的文学与社会变迁形成颇为有趣的同构关系.因此,本文选择梳理和研究拉美文学在当代中国翻译和接受的历史,不仅是在比较文学的意义上描述文学影响经过的路线,同时关注这一过程中翻译与政治、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揭示翻译与接受过程中的种种误读与错位、改写与挪用；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观照当代中国文学与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二
首先,中国对拉美文学翻译与接受的历史总是经历着重新构造的过程：20世纪50－70年代应邀来华访问、作品得到翻译介绍的拉美作家,如聂鲁达、阿斯图里亚斯等都被视作“反美帝国主义的斗士”.在当时的中国语境中,他们的左翼政治家身份比其作家身份更受关注.到1980年代初,中国作家通过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才知道这两位原来都是现代派（在拉美被称作“先锋派”）.也是通过诺贝尔文学奖,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代表的一批拉美当代作家的作品被大量引入中国,他们被视为卓越的文学艺术家、举世公认的现代文学大师,被中国文学当作学习的榜样.近年有中国学者指出,这些作家原来还是左翼政治家.另一方面,这一翻译历史中的重构过程总是包含着两个重要的策略,一为“历史的钩沉”,或者叫“历史的补白”,就是把被遮蔽的历史事实重新呈现出来,予以再评价；另一种,就是颠覆原有的经典序列,重新思考和重新命名经典［1:32］.无论是1980年代的拉美文学翻译相对于1950－70年代的而言,还是90年代的翻译相对于80年代的而言,中国视野中的拉美文学图景不断经历着遮蔽――显影――再遮蔽――再显影的重写过程.如果说,1950－70年代由于政治禁忌而有一些景观被遮蔽的话（比如聂鲁达的情诗）,那么1980年代在这些景观得以浮现的同时新的遮蔽再度发生（比如聂鲁达的情诗被大量译介而政治诗不再被讨论）.每一次的遮蔽与挪用、补白与重写都是带有意识形态诉求的话语实践.因此,对拉美文学在当代中国的翻译与影响的历史研究,不仅应该努力再现翻译过程中遮蔽的痕迹,同时也要力图再现历史重构过程中被恢复和补足的画面,唯其如此,“讲述神话的年代”的政治和文化变迁才能得以清晰呈现.
当然,从事这一翻译史课题的研究同样是一种有诉求的重写历史行为.但对这段历史的补白与重写并不是为了证明原来的历史书写是一种“谎言”,因为那样做只会导致深入的历史反思的可能性被消解.事实上,无论是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制定、对译本的编辑、出版、阅读、评论、接受等翻译中的每一个步骤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都铭写着意识形态的运作轨迹.尽管从理论上讲,完全对等的翻译无法实现,翻译过程中必然存在着误读和改写；但译本最终呈现出怎样的误读与改写,却无疑仍然同意识形态的书写过程直接相关.比如1950－70年代将聂鲁达的诗歌简化为政治诗、1980年代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代表的拉美1960年代小说的非政治化、以及1990年代将博尔赫斯书写为“文化英雄”与“后现代文学大师”这些拉美文学译介过程中的重要事实表明,拉美文学的汉译始终既受到意识形态控制,同时亦参与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这样的观点无疑与今天影响颇为广泛的“翻译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操控理论”有所区别.虽然在揭示翻译中的权力结构、意识形态的隐蔽运作方面“操控理论”功不可没,但是它将意识形态视为铁板一块的本质性存在,而且对意识形态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它就是统治阶级制造的谎言.如果革命、现代化、市场化与全球化仅仅是一些“虚假”意识,那么我们如何解释它们分别在1950－70年代、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的中国成为最具整合力的话语?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指出,否定的意识形态观是“一个极其不可信的关于世界的理论,它假定为数众多的普通人等,会轻易被等欺骗,完全看不到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对于一种能够成功地整合起多数民众的意识形态,“首先要问的不是它有哪些是虚假的,而是它有哪些是真实的”,当然这里的真实不是指世界规律所应有的普遍正确性,而是指“合情合理”［2:44-46］.换句话说,一种意识形态如果不能获得多数民众的由衷认同,它就无法使自己成为文化霸权（hegemony）.因此,翻译并非一个完全受意识形态操控的、被动的、无辜的过程；相反,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形成了一种多重的、复杂的、动态的斗争/妥协、抵抗/合谋关系.我们应避免简单化的批评,尽力在拉美/西方/中国的多重参照关系中考察拉美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历史,再现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地检省翻译如何参与意识形态的建构,才能意识到每一次的翻译实践同时也是话语实践,都有可能同意识形态形成抵抗/合谋关系,也才会在进行翻译实践时保持一份介入现实的自觉和清醒.
其次,拉美文学汉译的历史折射出中国自身文化身份及中国视野中的世界图景的变迁.韦努蒂指出,翻译不仅“以巨大的力量构建着对异域文本的再现”,“制造出异国他乡的固定形象”,同时“也构建了一个本土主体”,“参与了本土身份的塑造过程”［3:358-382］.因此,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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