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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性相关论文范文,与歌颂与批判:在融合中前进的新世纪报告文学相关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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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内涵与前者不同,但其所揭示的历史、人生、社会的辩证法与本质规律却是一致的,即“崇高”与“沉重”总是同时共存、相互矛盾、相互转化的：《沉重的崇高》“关注在强大而无情的政治压力摧残下人的生命的卑微与神圣性”⑤,批判的是破坏生产力、扼杀人性的极左政治；《为了拯救生命》和《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褒扬的是反叛传统、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与人生态度,抨击的是改革时代中某些滞后的观念、制度和习俗以及新出现的社会腐败等.《为了拯救生命》（《北京文学》2004年第7期）中的刘晓程之所以舍弃功名利禄,辞官辞职自办医院,其原因,除“为了拯救生命”的博爱胸怀与“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外,主要是有感于落后的医疗体制、传统的陈规陋习和腐败的社会风气等.因此,作品在歌颂刘晓程的崇高精神与英雄壮举的同时,也揭露、剖析了医疗界存在的种种问题.作品写到,在刘晓程看来,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其他行业都在突飞猛进地发展,医疗卫生业却一直相对滞后.老百姓看病难、手术难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药品层层扒皮,吃回扣,从药厂卖到老百姓手里要翻上几倍、十几倍甚至上百倍.医生收红包成了普遍现象,成了行规,不给“红包”医生就不高兴,患者也提心吊胆,怕医生给自己小命“穿小鞋”.一名主刀“名医”一年可成百万富翁.可想想那些穷苦农民和下岗工人,省吃俭用、卖房卖地,甚至卖血弄来的一点血汗钱,花着昂贵的医疗费不算,还要给医生送“红包”.这哪是让老百姓治病,分明是让老百姓“致穷”,要老百姓的命.这种不顾脸面、不顾尊严,明目张胆的索要行为,哪还是什么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简直就是趁火打劫的强盗!“非典”期间,医护人员从“白眼狼”变成了白衣天使,“非典”一过,一切又恢复到老样子.然而,作者也并非只一味暴露问题、展示阴暗面,而是对这些现象和问题进行了客观、冷静的理性分析.由此,作品又上升到理性高度,对整个中国医疗体制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与探讨.认为,中国医疗界现存严重问题的原因,首先是政府对公立医院定性不准：是建立福利型、公益型的医院,还是建立福利加公益型的医院?没有明确定性,使公立医院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其次,是政府对医疗卫生重视不够,投入太少.而且,我国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却又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再次,国家没有自己的医药科工委,国家对民族医药业支持力度不够,致使大量昂贵的洋药、洋器械涌入中国市场,大大地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正是因为刘晓程觉得医疗卫生关系到国计民生和老百姓的生死存亡,所以面对医疗卫生界存在的严重问题才忧心如焚,他才一次次做出非同寻常的惊人之举：他虽然身在高位,却不是一个惟“官”是从的人,他先是多次向卫生部、向中央有关领导进谏,反映问题,要求改革,后又辞官辞职,自办医院,以实际行动挑战传统,造福人民.因此,作品中的歌颂与批判并不是简单的二者相加,也不是人为的“玩技巧”、“玩深沉”,而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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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黄河》2004年第1期）也是这样.它的情感基调,如同艾青、舒婷等人的诗歌一样,“庄严”中带着“感伤”,“感伤”中不乏“希望”；有人道主义的终极关怀,也有正义、良知的深情呼唤；“有叹息,更有挺直的脊梁”.它揭示的更是“残酷的真实”与“沉重的崇高”,显示的更是爱与恨、希望与失望、感奋与遗憾、歌颂与批判的辩证统一.在满怀深情地具体叙写了“烈士家人们”这一平凡“小人物”群体的坚强、伟大之后,作者在“后记”中又这样写道――
当我离开这个群体,当我撰写这些故事的时候,许许多多沉沉甸甸的问题,如暮鼓晨钟,敲击着我的心!为什么死难烈士的家人们都有同样的困难?为什么许多不难解决的问题,恰恰成了他们生活中难以跨越的鸿沟?等当社会的保障功能日益弱化时,谁还能挺身保卫这个社会的稳定与祥和?谁还敢去当烈士?堂堂大中华,难道真的就没有办法救救这些烈士的家人们吗?难道我们就只能问天?
无论采访的过程有多么艰苦,也无论写作的过程多么伤心,我,作为一名记者,一名作家,一名共产党员,从未失去过信念,没有失去过对国家、对政府的信念.我知道,党和国家采取了许许多多措施.我也知道,一些地方政府在经济并不景气的情况下,为烈士的家人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我总在想,面对痛失亲人的这个特殊群体,面对肝肠寸断的父母妻儿,我们的政府、我们的领导能不能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些?能不能更多地为他们办点事情?哪怕只是一点点小事,但却足以慰藉流血流泪的心.
从这些文字可明显看出,作家继承了以往报告文学干预生活、批判现实的战斗传统,也表现出沉重的忧患意识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不同于以往以“苏晓康模式”为代表的问题报告文学创作的是,他不是“激情呐喊”或偏激批判,更不是集中展露黑暗或悲观消极,而是设身处地,细心体察,求真务实,积极探讨,的确更多冷静、客观与“分析的科学性”.因而作品接着又写了“信心”与“希望”――
毕竟,更多的中国人是善良而正直的.当本篇结束的时候,我的一位商海朋友,听说这中间的故事,感慨唏嘘不已,提出倡议,捐资成立相关的专门基金会.他率先捐款,他说：“我虽然没有受到某个见义勇为者的救助,但社会不能没有他们,决不能!”是的,他们是社会的旗帜,是社会的正气所系.浩然天地间,正气永长存!
当然,在这方面,也许任彦芳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兰考看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等作品更具代表性.《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主要是写兰考县第九任县委书记、“焦裕禄传人”朱恒宽的优秀事迹,即表彰和弘扬他讲真话、干实事,廉政勤政,真正继承焦裕禄精神的优秀品质.与此同时,也褒扬了兰考县的其他有关干部,如纪检干部、“兰考黑脸”刘红印、交通局长张东方、林业局长赵晖、水利局长孟庆国、乡镇企业局长戴鑫桥等.他们与朱恒宽是绿叶与红花之关系,即他们是在朱恒宽影响、支持、带领下才出现的好干部.但作品决不是带“宣传任务”和“政治目的”的树先进,而是从实际出发的独到发现与内心呼应.正如作家在作品《后记》中所说：“我从学文半个世纪以来,写过许多遵命文学、任务作品.或遵命于‘政治’,或遵命于‘金钱’,有‘政治任务’,也有‘职务要求’.1997年我离休了,感到了生命、灵魂的放松与解放,我想我今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我立下誓言,今后不忘社会责任和作家的良心,只为老百姓写书,为民代言,忠于生活,不说假话,不写违心之作.”因此,作品不但未回避问题和阴暗面,而且将弘扬正气、鞭挞丑恶与探讨问题有机结合.同时,更值得重视的是,它不局限于兰考,而是如作品副题所示：从兰考看中国.即立足全国现实、直面“三农”等敏感新问题,探讨如何推进中国的政治文明等时代课题,从而表现出可贵的理性特色.如在揭露问题、批判现实方面,除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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