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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性相关论文范文,与歌颂与批判:在融合中前进的新世纪报告文学相关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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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演进,我在《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曾作过描述,认为它是在新闻、文学与政治的冲突和融合中,以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状态,由稚嫩走向逐步成熟的.其实,不论是它与政治环境的外在冲突,还是它所遭遇的文学性与理性、主旋律与多样化等方面的困惑,其制约与影响其发展、变化的内在关键,是批判与歌颂这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的矛盾体.可以说,正是批判与歌颂的相互斗争与相互融合,才使中国报告文学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不断走向发展并逐步成熟的.大致说来,在报告文学诞生至今为止的一百多年历史里,它经历了由批判到歌颂,再到两者融合的两次大循环：第一次,从19世纪末报告文学诞生到抗战爆发前,以批判为主；从抗战爆发后至新时期前,以歌颂为主；从新时期开始至80年代中期问题报告文学出现前,两者融合；第二次,从问题报告文学出现至80年代末,以批判为主；90年代前期,以歌颂为主；从90年代中后期至今,两者融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批判与歌颂此消彼长、相互转化又相互融合的双重变奏呢?这主要是由近现代中国这种特定的时代与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即近现代中国启蒙与救亡的双重时代主题决定了其文学必须为社会政治服务,而其“服务”的方式又不外乎批判和歌颂.因而到新时期初,文艺界还发生过“歌德”与“缺德”的激烈争论.而报告文学这种适应现实需要而从新闻衍生出来的新兴文体,在这一点上就表现得更为直接、明确与外露.如周恩来的旅欧通讯在歌颂留法勤工俭学生同法国政府与中国北洋政府英勇斗争的同时,着重揭露了勤工俭学生的困境,揭露了北洋军阀官吏的虚伪的两面派嘴脸；夏衍的《包身工》在揭露“包身工”现象的同时,猛烈抨击了黑暗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抗战爆发后至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救亡的需要,以华山、刘白羽等人为代表,报告文学主要是讴歌民族英雄,记录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与民主自由而斗争的历史进程,表现出激昂、奋进的时代主旋律.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以魏巍、巴金等为代表的抗美援朝题材创作和以李若冰、黄宗英等为代表的表现时代新生活的题材创作中.此后,由于对以刘宾雁为代表的“干预生活”创作倾向的遏制和对“写中心”、“写十三年”的强调,报告文学逐渐走上了只能歌颂、不许暴露的单行道和粉饰现实、为极左政治服务的衰败之路.新时期开始后,以徐迟、黄宗英、乔迈和孟晓云等人为代表,报告文学首先恢复了战斗传统,重新确立了其批判意识,其创作表现出歌颂与批判的较好融合.尤其是刘宾雁的以《人妖之间》为代表的创作,又重新恢复了他50年代所开创的针砭时弊、干预生活的传统,并直接开启了问题报告文学的先河.问题报告文学以矫枉过正的形式,将报告文学的批判功能发展到极致,同时也将刘宾雁的“一人一事”式改为“宏观综合”式,将他的直逼现实政治改变为向历史、文化的层面掘进.但问题报告文学又存在思想偏激、观点片面、情调低沉和视角单一等问题,即在歌颂与暴露、文学性与理性和主旋律与多样化等方面又形成新的冲突.
经过这样几次往返循环与矛盾冲突,报告文学于90年代后再次由冲突走向融合,且渐趋沉静和成熟.尤其是在歌颂与批判的问题上更是如此.如宏甲、正言、一合等人的创作,注重在光明与黑境的较量中凸现“百姓官”形象；蒋巍、杨黎光、文乐然等人的创作,在反映时代大潮的丰富复杂时刻意探寻人生命运与生存本相；徐志耕、罗盘、王宗仁等人的创作,在思考历史与现实的同时揭示出生活的残酷真实；邓贤、李鸣生、徐刚、邢军纪和梅洁等人,则分别在各自的题材领域中,表现出更深沉的历史意识与对未来的热情展望.尤其是胡平、卢跃刚、黄传会、赵瑜和陈桂棣等作家,他们直面现实,“守望并解读沉重”,表现出更执著、深沉的历史责任与社会使命感.而从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发展趋势,尤其是从《“布衣青天”杨剑昌》、《根本利益》、《中国农民调查》、《国难》和《我告程维高》等作品来看,这种“融合”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在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与再现时代典型环境的问题上又有了新的突破.具体来说,一方面,它们继承和发展了以往问题报告文学忧患人生、理性批判的启蒙传统,另一方面,又在“发现”被遗忘的底层民众的同时,也“发现”了创造历史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小人物”.而这种“较大的思想深度与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融合”,既不是出于对主流意识的迎合,也不是胁于政治外力的压迫,而是作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所表现出的心态的自然调整与审美的自觉选择.也就是说,与上世纪80、90年代相比,近年的政治文化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即在民主法制、政治文明、体制改革、以人为本、“三农”问题等现代化进程的目标与议题上,主流意识与民间意识、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达成了某种默契和共识.这样,也就导致了作家叙事立场的位移、观察视角的转换和文本风格的嬗变.从这一意义上说,新世纪报告文学表现了更高层次上的“真实”,即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与对民族心理的敏锐捕捉.如《“布衣青天”杨剑昌》（曾培新,群众出版社,2002年）揭示,尽管头上罩着各种光环、政治背景深远的大骗子彭海怀心狠手辣、呼风唤雨,多次将“打假英雄”杨剑昌置于死地,但“小人物”杨剑昌的坚忍不拔、拼死抗争,终于赢得了正义的支持、良知的呼应与历史的胜利.《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也是这样：一方面,它所揭露的腐败、阴暗面以及农民的生存现状,无不令人震惊、沉重甚至窒息；另一方面,它所写到的从高层政权到基层群众为推进改革、解决“三农”问题所进行的艰苦探索与不懈努力,又使人对中国的前途与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国难》（徐刚,《报告文学》2003年第9期）在尖锐抨击时弊的同时,也不时肯定政府的“顺应民心闻过则改”,认为“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的权力话语再次显示了人情、人性和人道的光彩.《河东战事》（李景田,《报告文学》2001年第1、2期）在揭露“县霸”岳永勋的胡作非为和非凡能量的同时,着重突出了以纪检干部梁安定等为代表的正面力量；《希望工程：苦涩的辉煌》（黄传会,《报告文学》2000年第12期）继承作者以往《“希望工程”纪实》和《中国贫困警示录》等作品的传统,一方面继续揭示了中国各地农村尤其是边远山区的贫困和教育落后,深感“都市里一只宠物,甚至比山沟里一名孩子还幸运”；另一方面,又热情肯定了全国各地、各阶层民众尤其是普通百姓对“希望工程”所献的爱心,同时还着重表彰了“希望工程”的组织者徐永光、涂猛等优秀青年的无私奉献精神.而从《我告程维高》（郭光允,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中,我们感到的也许是别样的“真实”和“崇高”：一方面,我们从程维高身上,看到了封建主义不但在意识形态而且在上层建筑领域的顽强表现,深感反封建任务之长期、艰巨与政治体制改革之紧迫、重要；另一方面,我们从老将军阴法唐、老干部刘善祥,尤其是从普通干部与知识分子郭光允身上,又再次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与不屈精神.郭光允身处官场而能“出污泥而不染”,不惧打击陷害、威胁利诱,不惜以前程、健康和生命为代价,而与“二品大员”斗争达16年之久,这种“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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