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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京派”文学的鼎盛时期,京派最重要的文学刊物大都是在这一时期创刊.林徽因的文学活动也始终与“京派”文学相伴.正如萧乾所说：“她又写、又编、又评,我甚至觉得她是京派的灵魂.”
“京派”有三个重要的文学刊物：《大公报》文艺副刊、《学文》和《文学杂志》.这三个刊物的刊头与封面都是由林徽因设计,风格清新脱俗,古朴典雅,标明了“京派”作家的文学理想,留下了林徽因作为建筑师的风采,也成为不可复制的艺术样板.《大公报》文艺副刊
《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于1933年,同年8月沈从文从上海回到北平,9月就开始主编这个副刊.正如萧乾所说,沈从文的北归以及《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创刊,为“京派”文学划出了一个历史的坐标,它标志着“京派”作家群开始形成,并且有了自己最重要的刊物.此时,身在北平的林徽因很快成为“京派”文学的中心人物.在这个副刊的编辑过程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劳动,也是这个刊物的主心骨.
《大公报》文艺副刊没有发刊词,创刊号上发表了杨振声的《乞雨》和林徽因的《惟其是脆嫩》,这两篇文章实际上是刊词,表明了文艺副刊的办刊宗旨,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一个共同目标：一是要打破北方文坛的沉寂,唤醒“五四”文学的生机和活力；二是要保持文学的独立姿态,使文学写作既不受商人的影响也不被政治左右,而是以“形形色色的人物、悲剧喜剧般的人生作题”（林徽因《惟其是脆嫩》）.
青年作家萧乾就是在《大公报》发表了他的小说处女作《蚕》,受到林徽因的关注,她给主编沈从文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欣喜之情,而后,沈从文和林徽因一直关注着萧乾的创作,得到鞭策的萧乾在创作上大为长进,连续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多篇小说.1935年,萧乾在燕京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后,沈从文马上把他介绍进天津《大公报》馆作文学编辑.萧乾回忆说：“在我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期间,徽因一直是我的啦啦队.我每次由天津到北平举行约稿恳谈茶会,她总是不落空,而且席间必有一番宏论.她热烈支持我搞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奖金,还从已刊的作品中选编出一本《大公报小说选》.”1935年7月4日,萧乾又接编《大公报》最有影响的一个通俗消闲副刊《小公园》,在沈从文、林徽因等京派作家的帮助之下,萧乾对《小公园》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
在《小公园》的改造中,林徽因起了重要的作用.萧乾捧出了《小公园》的改造蓝图之后,她和梁思成一起为它设计了新的刊头.他们冒着酷暑赶制出了一幅“壮丽典雅”的刊头画,林徽因为此专门给萧乾写信说明创作过程和图案的寓意：“现在图案是画好了,十之七八是思成的手笔,在选材及布局上,我们轮流草稿讨论.说来惭愧,小小一张东西我们竟然作了三天才算成功.好在趣味还好,并且是汉刻纯粹中国创造艺术的最高造诣,用来对创作前途有点吉利.”他们的好友、《大公报艺术周刊》的主编、著名画家司徒乔也放下了正在进行的巨幅油画创作,特为《小公园》设计了另外一个湖光塔影的刊头画,清新素雅,表达了画家对这个小刊物“特别的宠爱”.
萧乾为此特致读者：“在这里,我们得向两位艺术友人道谢,因为大热的天,他们曾费许多心思为这小刊物计划‘报头’,使它能有一块漂亮的犄角.等吉利不吉利可全在大家的努力了.让我们在这精彩的‘犄角’下面铺起精彩的文章,切莫使这些宠爱变成为错爱.”由此可见,大艺术家画“小刊头”,不止是出于对这个小小副刊的关爱,而是表明了他们对文学新生力量的期待.
此后,《小公园》轮流用这两幅图案作为报头,内容也大为改观,告别了“消闲”和“散淡”的时代,走上了纯文学之路.新的《小公园》诞生后,新文学作家也陆续登场,如沈从文、知堂、曹葆华、孙毓棠、刘西渭、陈梦家、何其芳、李广田、靳以、南星、芦焚、祖春、道静、杨刚、林庚、常风、丽尼、方敬、毕奂午等人,而后它又并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成为“京派”文学最重要的阵地,展示了京派作家群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活动,反映了他们的文学观念和创作风格,也培养了大批青年作家,扩大了“京派”文学的影响.《学文》
1934年5月1日,《学文》杂志创刊于清华大学,主编是时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叶公超.后来叶公超到国外休假,自第四期起由他的同事闻一多、余上沅和吴世昌共同编辑.《学文》是徐志摩去世三年、“新月派”成员已经流散、《新月》也停刊之后,北平文坛上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为自己营造的一方文学天地.《学文》自筹资金,叶公超晚年回忆说：“当初一起办《新月》的一伙朋友,如胡适、徐志摩、饶梦侃、闻一多等人,由于《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因种种的原因已告停办,彼此都觉得非常可惜；1933年底,大伙在胡适家聚会聊天,谈到在《新月》时期合作无间的朋友,为什么不能继续同心协力创办一份新杂志的问题等讨论到最后,达成一个协议,由大家凑钱,视将来凑到的钱多少做决定.能出多少期就出多少期.当时一起办《新月》的一群朋友,都还很年轻,写作和办杂志,谈不上有任何政治作用；但是,《学文》的创刊,可以说是继《新月》之后,代表了我们对文艺的主张和希望.”（叶公超《我与〈学文〉》）.由此可见,《学文》的创刊与《新月》已逝的催生,但是毕竟时光流转,《学文》的面貌与《新月》又大有不同,成为“京派”文人崛起于文坛并走向鼎盛时期的见证.
《学文》的封面由林徽因设计,素雅清新,刊名下方的装饰图取自汉代碑刻图案.人物、鸟兽、鱼和植物古朴排列,线条简洁明朗,给人留下无限的审美空间,既有浓郁的民族特征又有清新的现代精神.
季羡林当时还是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学生,他有幸在《学文》创刊号上发表了散文《年》,刊物出版之后,叶公超专门送给他三本《学文》,捧读还在油墨飘香的杂志,他第一眼就被这个与众不同的封面吸引住了,并在他的《清华园日记》中留存了清晰的记忆：“《学文》封面清素,里面的印刷和文章也清素淡雅,总起来是一个清素的印象,我非常满意,在这种大吵大闹的国内的刊物,《学文》仿佛鸡群之鹤,有一种清高的气概.”卞之琳是“京派”作家的重要成员,《学文》创刊号上也有他应主编叶公超之约,翻译诗人艾略特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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