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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蒙是加拿大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的著名学者和女权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她探寻了翻译的性别隐喻传统,重新阐释了包括“忠实”在内的几个译界关注的问题.其研究表明:翻译是意义不断续的无限延伸,是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的改写行为,女性主义翻译是主体影响和观念影响在翻译中的体现.同时,性别为多方阐说的一种话语建构,翻译中可以显现亦可以隐藏译者的性别身份,翻译背后有着不同权力的操纵,翻译与权力之间存在着一个互动的机制.

关键词:西蒙翻译政治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谢莉西蒙是加拿大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的著名学者,也是流行于加拿大的女权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她在《翻译中的性别:文化身份和传播的政治》(1996)中,将女性译者的遭遇和历史作用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阐释女性翻译,在翻译中彰显女性译者所独有的、独立的差异性,在《改变术语:后殖民时代的翻译》(2000)中,将女性主义翻译中的语言转换置于后殖民主义研究范畴,揭示翻译所蕴含的权力、政治问题,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实践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二女性主义翻译

《翻译中的性别:文化身份和传播的政治》是西蒙的重要译学理论专著之一,也是“西方第一部全面论述女性主义视角下翻译问题的学术性专著”.该书探讨了作为政治与文学运动的女性主义对于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认为翻译不是传统观念上的简单机械的语言转换,是意义的不断续的无限延伸.这样,翻译就如同彰显了译者主体性的写作行为,是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的改写行为.这一新的翻译观念,使性别研究顺利介入翻译理论.事实上,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女性主义者在语言与翻译中寻找性别的后天建构过程,通过大胆的重读和改写等实践重新书写女性的历史,这样一来,翻译研究与女性主义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针对此现象,西蒙认为:“翻译研究与女性主义的结合是源自共同的知识和体制语境”,因为二者关注的焦点均集中在语言中的“次等性”的建构,都是对语言中所表现的差异进行批判性理解的工具.基于此,她探寻了翻译的性别隐喻传统,重新阐释了译学史上众学者关注的几个问题.

1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初,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而这一转向,使翻译日后在与女性主义结合的过程中结出了累累硕果.女性主义是近几十年来通过语言和社会表述出来的强有力的文化身份形式之一.女性主义学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倡导“妇女的解放必定首先是语言的解放,也得从语言中解放出来”,经过她们不懈努力,一个明朗的意识浮出水面:语言是意义争夺的场所,是主题体验和自我证明的竞技场.西蒙研究表明:翻译研究在很多重要方面受到女性主义思想的滋养――因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标是要识别和批判那些既将女性又将翻译逐入社会和文学底层的一团概念,以动摇那些维系这种关系的权威结构.所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女性主义思想所擦出的火花,是翻译“文化转向”中最为重要的进展――它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它是写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尽在其中,而且翻译作为一个传介过程,它不是超越于意识形态而是穿行其中,女性主义翻译作为文化研究与翻译联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当前翻译研究的一个日益突出的发展方向,使译界看到并重新思考翻译中的性别问题,从而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2翻译同女性主义的关系

翻译研究与女性主义的结合,源于共同的智识和制度的环境.作为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而在80年代不断得到学术体制承认的研究领域,翻译研究与女性主义思想相仿,均是植根于那个突出了语言的时代之动态中.翻译研究受到许多女性主义核心课题的推动:对传统等级制度和性别角色的不信任,对界定忠实的规则的极度怀疑,对意义与价值的普遍标准的质询.二者都关心“此等性”被定义和被典律化的方式,都是对语言中所表现的差异进行批判性理解的工具.在这两个领域,存在着诸如社会、性和历史的差异是如何在语言中表达的、这差异又如何在语言之间转换传递等迫切问题,语言积极地介入到这两个领域的意义创造之中.不过西蒙认为在女性主义理论引入翻译理论之前,女译者受到双重歧视.一方面源于翻译被视为女性的隐喻.翻译与创作、译文与原文相比较,总认为翻译是原文的再现和复制,是低于原文的,译者必须忠实于作者,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女译者所从事的翻译工作从一开始就同女性的社会性别一样,被高度性别化而受到了歧视.另一方面源于译界内部对女译者的歧视和在语言上对女性译者施加的暴力.

3传统忠实观问题

在传统译论中,人们普遍认为忠实就是忠实于原文,反之就是不忠,甚至不是翻译.随着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的兴起,众学者认识到传统忠实观内在的模糊性及意义本身的不确定性,开始运用其他概念如功能对等、形式对等来替代忠实.西蒙敏感地认识到传统忠实观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之上,译作和译者与原作和作者相比,处于文化上的女性地位,而且传统译论“设想了一个积极的原作和消极的译本,创作在先,被动的传递在后”.而这样的设想等表明译者和译作占据着女性的、卑微的地位,作者和原作处于男性的、尊尚的地位.换言之,传统忠实观建立在置女性于次等和他者地位的二元对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础之上,折射并强化了父权制对女性的具有压迫性的道德要求,忽略了翻译操作中各种因素尤其是性别因素的影响.基于此,她提出“女性主义翻译忠实于写作方案”的观点――即实不是对作者也不是对读者的,而是对作者和译者共同参与的写作方案.该观点被其他女性译论研究者所接受,成为女性主义翻译的忠实观.其创新性在于:把翻译视作一项与文化系统充分结合的动态活动,打破了作者/译者、原作/译作之间的对立,将作者/译者和原作/译作统一为一个动态整体.其中的写作方案不是任意的,而是由女性主义译者和女性主义先锋作者共同参与的女性主义写作方案.该方案中,译者和作者承认意义的不确定性,共同挖掘原作的意义,并合力在译入语文化中重新将之创作出来,再现原作的表现力和行动力.可见,此方案不仅瓦解了翻译的基础――二元对立的逻各斯主义,而且瓦解了写作和翻译之间的二元对立,通过它,女性被压抑和埋葬的声音,从没有符号表达的黑暗翻译到语言之中,同时对女性经验进行的翻译和重写成功地保留了语言的力量和多元性.

4女性主义翻译实践

“求同”的女性主义翻译实践.西蒙的研究表明:在具体的翻译实践方面,女性主义译者首先追求的是女性和男性在语言使用上的平等――即在语言上的“求同”.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喊出了“女人要解放,首先就要解放语言并从语言中得到解放”的口号.她的话并非空穴来风,女性主义者们在寻求反抗和颠覆父权统治的进程中,大量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尤其是法国后结构主义大师福柯的权语学说,让她们幡然醒悟――女性之所以沦为第二性,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