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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系类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北大法律系77级那班人相关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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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法律系77级那班人
北大法律系77级学生李克强、郭明瑞、姜明安、武树臣毕业时曾约定,合写一本叫“法律文化”的书.这个约定一直没能实现.
1982年,全班82人.他们四人选择留校.李克强分在经济法教研室,武树臣去了法制史教研室,姜明安留在行政法教研室,郭明瑞选择研究民法.
同年,李克强任北大团委书记,渐离教研一线,之后升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曾任辽宁省委书记,现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1985年,郭明瑞也离开北大.因为放心不下山东乡下的妻儿.冲着两个农转非的名额,他回到烟台.现在是炳台大学校长.
1992年北京市政法系统从学者中挑选十部,武树臣被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当副院长,暂别教坛.如今他是北京市奥组委法律部部长.
30年过去了,现为北大行政法教授的姜明安笑称.同学们遍布各地、各有所为,惟有自己一直坚守北大法律系.
我要上大学
拿到北大法律系通知书时.郫明瑞忧甚于喜：儿子刚满一周岁,妻子为补贴家用,还在生产队里干活.自己这么一走,在中学教书的收入没了不说,谁来照顾妻儿
踌躇再三,郭明瑞还是坐上了烟台开往北京的火车.那年,他所在的县就他一人考上北大.县里资助了几十块钱路费.尽管如此.从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到踏进北大校门,郭明瑞没有“大喜”过.
武树臣接到通知书那天是他大喜的日子,20天后,他和相恋一年多的女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武树臣没想到,1968年离开北京到山西插队时,自己还是个20岁出头的小伙,再回北京已是北大法律系新生,还娶了个四川姑娘.
“大家断定我一旦考上,肯定要吹.”武树臣用实际行动给女友吃了颗定心丸.
对于上不了大学坚决不谈婚论嫁的姜明安来说,所有的幸福都装在右下角有“北京大学”四个字的牛皮信封里.从1967年初中二年级毕.业开始,姜明安串联、当兵、在乡下搞工作队,从来没有中断过自学.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力抓教育.“上半年就有消息传出要恢复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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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初的一天,何勤华(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教授)还在工地上挖河泥,听到广播里自己被北大录取的消息时,他立马放下了手中的铁铲.这时他已经是乡团委书记.
年龄结构奇特的班级
开学第一周,刚过完17岁生日的宋健(现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就知道她是这个班里最小的.这个应届考上北大的南京小姑娘留给多数同学的印象是,她太小了,比较天真.王绍光记得,当时一些年龄大的同学开玩笑让她叫叔叔.
何勤华还记得,班上有人向他提过意见,说他说话官气太重,一副拍板命令的口气,完全不像同学间的商量.入学后第一次集体活动,何勤华翻新生通讯录,发现有位同学和他有几分相近.都是1955年出生,都当过干部：李克强、安徽、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何勤华吃了一惊：“省级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不得了！”他问坐在旁边的同学：“谁是李克强”“我就是李克强.你是何勤华吧！”对方说.
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是当时法科学生的选拔标准.尽管政治气候回暖.开始解冻的法科仍是绝密专业,颇有“阵地”意味.所有的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绝密”字样.军人、农村支部书记、中小学教员、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专业聚集了又红又专的各路英雄.
在北大法律系77级这个大家庭里,高考前相当一批人已经像高尔基那样读完了“我的大学”.
正是在这种特别的环境中,相互之间的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使北大法律系77级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
李克强在外语上的勤学苦读让何勤华至今难忘：“小本正面写英文：去食堂的路上背,排队时也背.”姜明安的刻苦也为大家公认.有一年暑假.宋健的弟弟来北京玩,寄住姜明安宿舍.后来他告诉姐姐,姜明安在宿舍里看书,经常晚上三四个小时也不抬头一次.郭明瑞说,论艰苦朴素,他和姜明安有一拼：论刻苦,他远不如姜明安.
郭明瑞告诉记者.当时法学著作很少,大量都是阅读文学、历史、政治著作.“马恩的著作,大家都读过,而且是一遍两遍.”
当时的北大热气腾腾.
虑及学生未来生计
姜明安还保存着一张大三时的黑白照.
坐在前排中间的长者一身黑色中山装,一副黑框眼镜,目光炯炯,嘴角微泛笑意.他后排和左右的几位年轻人精神抖擞.这位长者是已故的宪法、行政法和政治学前辈龚祥瑞先生,其时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照片上,龚老先生的右手是姜明安.左边是陈兴良.后排从右至左,依次是李克强、王绍光、李启家(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副所长)、刘凤鸣(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陶景洲(国际商会仲裁院委员).
“龚先生讲的比较宪法,很多内容都和比较政治相关.”王绍光告诉记者.他对政治学的兴趣和龚老先生的启发直接相关.龚祥瑞早年专治政治学,曾赴英国深造.北大法律系77级82名学生中.多有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的热衷者.课堂上.龚先生的家里.都是他们讨论、研习的场所.
姜明安时常忆起那段时光.在龚祥瑞家的小庭院里.几个人一起讨论欧美政制,“龚老师自编的教材.往往会指定一个人作报告,其他人听完后点评.”姜明安说,龚祥瑞主张三权分立、多党制等,有些主张至今仍是禁忌.陶景洲印象最深的是龚老对“责任”的讲解：你必须完成交给你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解释原因.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完成人民交给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向人民解释原因,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政府.
在龚祥瑞的影响下,姜明安开始“抛弃”了B.M.马诺辛的《苏维埃行政法》,转向詹宁斯的《英国议会》、戴雪的《英宪精义》.并在1981年开始自学英语.李克强、陶景洲也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他们几人帮助龚祥瑞翻译了《比较宪法与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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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明安没想到,临近毕业时.龚祥瑞给他泼了一瓢冷水.“老师怕我研究行政法将来找不到工作.没有饭吃.”姜明安如今忆起唏嘘不已.龚老虽抱着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普及民主宪政的宏愿.虑及学生未来生计时,却坚定地告诉他中国没有搞行政法的土壤.
1985年,姜明安受中央组织部之邀,参加了国家工作人员法(后来的公务员法)的研究制定.之后,他参加了几乎所有的行政立法.其间,他体会了龚祥瑞当年的忧虑,在1989年通过行政诉讼法前后,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咱们是人民政府,人民怎么可以告人民政府呢这不是搞西化吗”其时的姜明安更感“民告官”在中国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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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一期”与“未名的77”
教过77级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杨敦先亲切地称呼他们为“黄埔一期”.
杨敦先向记者回忆,“黄埔一期”思想活跃,“一般学生不能比.”杨敦先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强.他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同学之间的讨论也相当积极,陈兴良说,他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后,偶尔也回北大和李克强讨论相关的理论问题.
1979年,第一部刑法颁布,杨敦先参与了立法全程.他回忆,对于打砸抢罪.当时包括他在内的几位专家都不主张规定,相关领导同志说暂时还得写.“反革命罪”也写进了这部法律.1981年,北大出版社率先出版了杨春洗、甘雨沛、杨敦先、杨殿升主编的绿皮刑法教材,并开始有了教学案例集.
教员和其他教学资源的匮乏,反倒使北大的法学教育显得格外宽松自由,不拘一格.王绍光印象深刻的是,婚姻法期末考试时,他交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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