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区相关论文范文集,与县改市冻结十年反思相关论文代修改

时间:2020-07-05 作者: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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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市是少了而不是多了,无论从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要求出发,还是从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思考,今后都需要增设大量的市.

自1997年下半年冻结县改市以来,地方政府要求解冻的呼声时起时落,有的地方甚至准备了相关的上报材料,只待中央政府一声令下;而另一方面,反对县改市的声音也始终没有停止过.

中央当初冻结县改市的起因是土地问题,目的是防止因县改市导致城镇建设热而大量占用耕地.从近十年的实践看,县改市与耕地问题关系不大,那么为什么中央一直没有恢复县改市呢?2007年正是县改市政策冻结十周年,需要以更广阔的视野对设市问题进行全面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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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市是多还是少

中国市数量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先从发展的速度来看.我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创市制,至1950年发展到143个,1980年增加到223个,比1950年增加80个,平均每年增加2.7个.1981年至今26年增加433个,是1980年以前60年设市总量的1.9倍,1950年以前30年的3.0倍,1951~1980年之间30年的5.4倍;平均每年增加16.7个,是市制创立以来前60年的4.5倍、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6.2倍.而我国的城镇人口1950年为6169万人,1980年为19140万人,比1950年增加12971万人;2005年为56212万人,比1980年增加37072万人,是1951~1980年期间增加值的2.8倍.应该说从发展速度看,改革开放以来市的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

再从城镇型政区所占的比重与人口城镇化水平比较来看.2005年底,283个地级市占333地级政区的85.0%,374个县级市占2010个县级政区(不包括市辖区)的18.6%,县级市和市辖区占2862个县级政区的42.8%;市域(直辖市和地级市包括所辖县、旗、自治县、自治旗在内的行政区域和县级市行政区域)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94.8%,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54.1%.而2005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为43.0%,从总体上看,城镇型政区所占的比重明显高于人口城镇化水平.

最后从市与城镇化增长相关性研究.长期以来,我国市的增长趋势与城镇化发展轨迹高度正相关,而县改市冻结以来则呈负相关.1949~1957年市和城镇化一起稳步推进,市从1949年的132个增加到1957年的176个,人口城镇化率相应地从10.6%提高到15.4%;1958~1965年则同步大幅振荡,先是超速发展,1960年城镇化率达到19.7%,1961年市增加到208个,然后是快速回调,1965年城镇化率下降到16.7%,市则减少为168个;1966~1978年同时停滞不前,城镇化率始终在17%~18%之间徘徊,市则一直没有超过195个;1979年以来,城镇化快速推进,并从1998年起呈加速发展之势,而市的发展则以1997年为分界,1979~1997年高速增长,1998年以来呈停滞、倒退趋势,与城镇化的高速发展相背离.

为什么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对中国市的数量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就不得不谈到设市模式问题.

三种设市模式利弊比较

中国设市有三种典型模式,一是切块设市模式,即以县(自治县、旗、市)的部分行政区域设置市.这种模式在改革开放以前一直是中国的主要设市模式,1980年以后,因逐步采用整县改市为主导设市模式,切块设市模式最后仅在少数非县城中心镇得以保留,与此同时原来切块设市的地方有不少实行市县合并,致使切块设市模式设置的市的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减少,目前仍采用这种模式的市约140个左右,约占市总数的五分之一.

二是整县改市模式.即将整个县(自治县、旗)改为市,个别的几个县合并设置一个市,如朔县和平鲁县合置朔州市、定海和普陀2县合置舟山市,还包括将原属一个县级政区的郊县并入市,变原来切块模式设置的市为整县改市模式.这种模式为改革开放以来所普遍采用,现有的市70%以上采用整县改市模式.

三是多中心组合模式.即一个市含有若干个城市(城区),各城市建成区之间有大片农村相隔.第一类用于分散的工矿区、林区,如安徽省淮南市、淮北市;第二类因几个市合并成一个市而采用,如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市);第三类为近年来随着大量的县(市)改为市辖区而产生,如重庆市、佛山市、江门市等.

切块设市模式的优点是,市的行政区域与城市地域基本相一致,便于市政府根据城市的特点,集中精力管理好城市,城乡界线清楚,便于城乡分类统计,与其他国家的横向可比性强,在区位条件好、规模大、有发展潜力的非县城中心镇采用切块设市模式,效果比较明显.其不足是,一方面符合切块设市条件的非县城小城镇数量太少,而且即使这些少量的小城镇要实现切块设市的愿望,在实际操作中也是阻力重重,因为其所在的县级政府普遍反对,往往难以实现,典型的如浙江省苍南县的龙港镇.另一方面,大量传统的以县城为中心切块设市,造成市县分设、同驻一地、矛盾重重,城乡分割、重复建设,人为割断了城乡经济的有机联系,大量增加机构编制,不利于县级政区作为中国基本行政区的相对稳定.

多中心组合模式只适合少数布局分散的工矿区、林区,其不足是市的地域结构普遍过于松散,有的甚至形成飞地,不便管理,而且工矿城市一般都有相应的生命周期,一旦进入衰老期,就会面临如何转型的问题,管理目标、重点也必须相应地转变,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而多个市县合并形成的多中心组合市,不利于组团式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城市“摊大饼”式向外扩张的趋势,抑制了被撤并市县的活力,这也是县改区在广东、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遇到县级政区抵制的原因所在.多中心组合模式面临的另一个问题与县改市模式类似,就是市的辖区过大,城市地域相对于农村而言过小.

客观地讲,从切块设市到整县改市,是设市模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满足了198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整县改市模式基本克服了传统切块设市模式的弊端,解决了切块设市模式造成的市县并存、同驻一地、重复建设的问题,精简了机构,减少了行政编制,有利于县级政区的稳定.但从长远看,整县改市模式违背了设置城市型行政区的基本宗旨,失去了设市的意义;市区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城郊比例严重失调,城乡概念模糊,不利于城乡分类统计及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假性城市化”造成城市化水平的混乱;县数量的有限性从根本上限制了市的总数,即使所有的县都改为市也只能设置3000个市;市县在地域上趋于一致,市政府在管理对象上与县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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