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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类有关论文范文例文,与中国刑法学60年反思相关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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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浅显”；(第22―23页).与此相比,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综合论述共同犯罪的著作至少有四种：即《共同犯罪论》、《论共同犯罪》、《共同犯罪理论及其运用》和《共同犯罪理论及司法实践》.就著作的情况而言,《共同犯罪论》一书45万字,研究分析已相当深入.不仅如此,近几年来,共同犯罪中的各种问题更有专著出版：如《教唆犯研究》等,对共同犯罪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这里举出关于共同犯罪的研究,只是作为例证说明刑法学研究的深入.刑法学研究的深入当然不限于共同犯罪的研究,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是如此.正因为这样,同我国刑法学界长期交往的日本学者西原春夫教授近年来谈到他的感受时说：中国刑法学的研究已与日本很接近了.这显然是从质上对我国刑法学的评价.不能不说中国刑法学研究在质上是惊人的飞跃.(二)研究成果由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
如前所述,在前30年刑法学只有四种教材一本《论共犯》专著,但就其基本思想而言,它们都是属于通说的观点.虽然在具体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可是从总体来看,不过是通说观点之间的争论,因为它们都是学习苏联刑法理论的产物.换言之,它们基本上是以苏联的刑法学体系为蓝本构成的；《论共犯》也是学习苏联共同犯罪理论的心得,其中的“连累行为”就是苏联共同犯罪理论的观点,可以说那时的通说在刑法学界是一统天下.这种情况至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没有变化.体现通说的《刑法学》、《中国刑法学》系司法部、教育部认可的教材,为各高等学校甚至司法干部学习刑法的基本读物,当时还没有受到与通说相左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通说提出不同意见的论文,不时见诸刊物,有的学者甚至明确提出“去苏俄化”,进而不同犯罪论体系的刑法学教材先后问世：如《刑法教科书》将犯罪构成部分依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的顺序排列,接着另一章“犯罪构成的要素、结构与性能的全面考察”加以概括,一改通说的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刑法学》将犯罪构成部分分为“客观(违法)构成要件”与“主观(责任)构成要件”两章,将“违法性阻却事由”与“有责性阻却事由”分别列于上述两章论述,试图构建新的犯罪论体系.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刑法学》,参考日本教材通说的观点,将犯罪成立条件依“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的顺序排列,以大陆法系所谓递进式结构为模式建立犯罪论体系.《陈兴良刑法学教科书之规范刑法学》则将犯罪构成分为“罪体”、“罪责”、“罪量”依次论述,构建罪体－罪责－罪量三位一体的犯罪论体系,与其他教材的犯罪论体系迥然不同.即使采取通说的学者,对犯罪论体系也有所修正.此外,还有其他不同体系的教材,难以一一尽述.从这里已可窥见我国刑法学百花齐放之一斑.至于不同观点的论文、专著,更是群芳争艳,令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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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破“左”的束缚,思想不断解放
建国初期由于废除了旧中国的六法全书,六法观点当然在批判之列,即使所谓的“砖瓦论”也遭到猛烈的抨击.对西方国家的刑法理论完全持批判态度.教师从事教学科研,小心谨慎,生怕用语不当被扣下资产阶级刑法观点的帽子,人们的头脑受着“左”的思想的严重束缚.这种情况至20世纪80年代初仍未根本改变.1980年－1981年司法部组织编写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刑法学》,在讨论初稿时,关于“行为犯”,“结果犯”概念即有争论,由于认为这些词语是资产阶级用语,教材就避而不用.只是1987年编写《中国刑法学》时,行为犯,结果犯,结果加重犯等概念才在教材中出现,并予以论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加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积极推动思想解放,人们的思想包括刑法学界的思想不断得到解放.从刑法学界来看,这主要表现在：(1)西方国家的刑法理论著作较多地译成中文出版.如《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德国刑法教科书》、《法国刑法总论精义》、《意大利刑法学原理》等一大批西方刑法学名家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2)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学著作的不断引进.20世纪80年代曾引进台湾地区的《刑法原理》、《刑法特论》等一批著作；近几年来,《当代刑法思潮》、《变动中的刑法思想》等若干著作更在我国大陆出版.过去旧法学中的个别观点都要批判,现在属于六法的理论、整本整本著作都可以引进,可谓180°的转变.(3)西方刑法理论引入中国刑法学.在近几年的中国刑法学著作中,引入不少西方刑法理论,如行为理论、客观归责论、责任理论、期待可能性等,均构成为中国刑法的内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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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克服不足的努力方向
(一)努力构建以人为本的刑法理论
“刑法总是历史的社会的产物”.同样的,以刑法为研究对象的刑法学也总是历史的社会的产物.不同的社会里或者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刑法会发生变化,刑法学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否则,刑法和刑法学都会落后于时代而不适应社会的需要.我国社会情况60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党中央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加以贯彻.这一指导思想对我们的刑事立法、司法是非常重要的,为刑法学研究也指明了方向.根据这一指导思想,笔者认为,应当努力构建以人为本的刑法理论,在刑法学中重视保障人权的研究.我国刑法典明文规定了与犯罪作斗争、保护国家、社会和公民的权利,但对保障人权却没有规定,刑法学对此也就没有论述.2004年3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但刑法学仍未给予应有的重视.直至现在,只有少数刑法学教材在论述刑法的机能或功能时,阐明“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至于刑法的谦抑原则更是只有个别教材谈到.显然这是不够的,因为刑法的法益保护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两者具体地如何调和,被认为是刑法中理论与实践的核心”(第3页).谦抑原则在国外则“被认为是刑法的根本原则”.(第55页).因而笔者认为,保障人权和谦抑原则在我国刑法学中需要给以应有的篇幅加以论述,并将之在刑法学中贯彻始终,以彰显我国刑法学以人为本的特色.同时,在刑法学中引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如所周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提出的,是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的.它与刑法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应当将它纳入刑法学之中,这有利于刑法学切合时代的要求.
(二)科学地开展刑法学体系的研究
我国刑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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