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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形式来实现,当然也有错误思想家叶青提出所谓的“中国的特殊性”和对“三民主义”的分析等等.面对众说纷纭的观点,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上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明确讲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只有这个行动指南,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行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等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的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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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或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关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解决并必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调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要把二者紧密的联系起来.”[11]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以后,为抗战建国的胜利指明思想导向,延安新哲学的会员们对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深刻的论述,形成一致的共识:马克思主义主义只有中国化,只有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采用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采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宣传教育,才能调动全国人民为实现抗战建国的胜利而奋斗;中国的理论家必须团结起来,克服困难,共同努力,极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为抗战建国的胜利指明正确的思想导向.1938年4月艾思奇写文章讲到研究哲学的作用时,明确认识到哲学是指导现实工作的明灯,认识到如果单纯去关注实际问题,就不能保证思想方法的正确性,如果不能保持思想方法的正确性,就容易陷入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正确的哲学运动如果做得好,它可以从思想上帮助我们的团结,防止自己的分裂,使我们抗敌的力量迅速的坚强起来.”[2]而且他还讲到,过去他对哲学的通俗化做了不少努力,但对中国化和现实化的努力做得不够,应该加快研究、探讨,中国化比大众化和通俗化更重要、更深刻、更有意义.当时叛徒叶青充当了国民党的口舌,在《论学术中国化》和《再论关于辩证法法规的实际应用》等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一些错误的论断,极不利于抗战建国正确指导思想的形成.面对理论的论争,延安新哲学会的会员们都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培元纪念新哲学会成立三周年时发表《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杨松发表《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艾思奇发表《论中国的特殊性》,等等,在理论界展开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讨论,期间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理论家,对代表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给予强烈的批判和反对,特别是给叶青的反革命思想以致命的打击,深刻揭露出叶青等人的卑劣行径,对于澄清当时思想的混乱、理论的庞杂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理论的争论和分辨中,也有不少的会员们写下了一系列的如何学习哲学的方法论文章,艾思奇的《关于研究哲学应注意的问题》和《怎样研究辩证法和唯物论》,徐特立的《怎样学习哲学》,刘亚生的《研究新哲学的方法问题――贡献给初学新哲学的一点意见》,这些文章明确告诉人们为什么要学习新哲学、应该如何去研究新哲学、研究新哲学的目的是什么等等问题,使许多理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深刻地认识了新哲学,了解了如何学习新哲学. 延安新哲学会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和研究,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为抗战建国的胜利提供正确的思想导向.就如毛泽东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讲到的,“理论这件事很重要等要知道革命如果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14]的确,延安新哲学会自从成立以后,一直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探讨和论述,为提高全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为抗战建国的胜利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使全民族汇合成一座绝不倒的长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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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初步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抗战建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实现抗战建国胜利的理论基础.在反“围剿”斗争中,博古和李德排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正确领导,错误地支持王明的“左”倾路线,完全按照苏联的那套条令组织红军作战,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初期,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演变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演变为搬家式的行动,部队的行军速度异常缓慢,致使敌人有足够的时间调集兵力进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部队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只剩3万多.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会议,撤换了党内负总责的博古和指挥军事的李德的职务,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把陕北作为革命的大本营,延安成了我党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传播马列主义的中心,但是博古等人的错误思想仍在作怪,“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落后的县成不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等流言仍在散布,党内出现了一些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教条主义者们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生吞活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只言片语,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经验主义者们仍长期据守自身的片面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的工作.对此毛泽东写下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伟大的哲学著作,在哲学上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评,但是仍未能从思想深处彻底的清除,所以毛泽东倡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准备从主观世界方面进行深层次的改造,来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毛主席那样积极地、热情地组织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哲学,我后来才逐渐体会到,他是希望我们在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改造客观世界.”[10]128

1938年9月28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53期刊登了《新哲学会缘起》,向全国的理论研究者们发出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抗战建国的任务,为着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用集体的力量来尽自己的责任.”[6]从此,理论研究者们奋力进行理论探索,特别是延安新哲学会的会员们,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真正找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就能完成中华民族的夙愿――抗战建国.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论新阶段》的精彩报告,获得了理论工作者的一致好评,在延安新哲学会的组织和帮助下,延安以及附近的机关、部队、学校、群众团体中的在职干部,以及中央领导干部,迅速开展了学习理论的运动,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提出,为抗战建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思想决定行动,认识决定成败.没有正确的思想作为指导,行动就会陷入盲目;缺乏正确的认识基础,革命就会陷入迷茫.在延安新哲学会的组织下,会员们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分析、论述了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的极大贡献,使毛泽东思想成为抗战建国胜利的理论保证.1941年2月张如心首先发表文章,指出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理论贡献.“毛泽东同志比我们任何人更善于把握中国人的心理,更善于领会他们的要求,因此,他比任何人更善于通俗化地、生动地、简洁地向他们解说马列主义原则,说明我党的主张,比任何人更能以真理打动人的心坎等”,“毛泽东同志的讲演与著作便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最好的体现,它的内容和形式正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典型著作.”[15]同年4月他又发表文章讲,“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伟大的革命家,天才的理论家,战略家,他是一个中国最好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具有近二十年极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善于把广博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丰富的具体的中国革命实践像土和土一样结合在他身上,他善于把马列主义的坚定的原则与灵活的策略有机地联系起来等”,[16] “毛泽东之所以能达到这种成功,除了其他原因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能够真正唯物地具体地理解我国的情形,真正创造性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等善于把辩证法主要的法则与次要的区分清楚,善于把辩证法与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活动与过去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最密切的结合起来等”.[16]和培元在《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中讲到,“我们在毛泽东同志的一切著作里也看出他怎样深刻地灵活地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阐明中国革命的规律性,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的哲学讲座,迄今脍炙人口,他的讲授提纲――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一章是最好的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他对辩证法原则的阐述之所以那样爽朗、生动、有力,这不仅由于他的文字流畅易懂,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活动的中国革命经验.这就指示着新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3]艾思奇在《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中指出,抗战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是非常重要的理论成果.1942年张如心写文章将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概括为三部分: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政治路线和政治科学以及军事路线和军事科学.并且认为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是他长期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全部实践的活动的思想基础.[17]同年7月1日陈毅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1周年发表了《伟大的二十一年》,文中将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的新创造概括为5个方面.[18]邓拓撰写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中说:“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年的斗争中已经把马列主义民族化、中国化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主义,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43年王稼祥发表了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20]同年艾思奇发表文章讲,“到了今天,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辩证唯物主义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论,才是能够把中国革命命运引到光明前途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21]延安新哲学会的会员们纷纷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论述,不仅彻底清除了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而且还逐渐地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地位.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就是指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中国人民不断走向光明的正确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理论成果,延安新哲学会对其确立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是抗战建国胜利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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