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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辉煌的申新第四纺织厂（即武汉国棉三厂前身）已经消失,旧址上只剩下大片厂房拆迁后留下的砖头、十来栋老旧的红色砖房,以及数十年来居住于此的老职工.即便已经没有实体建筑让人们去怀念,但申新第四纺织厂所带给武汉人的纺织记忆却不会消失.

未能保留的工业遗址

76岁的华芙蓉老人站在一片由附近居民开辟的小菜田上,不远处是一大片拆迁后留下的瓦砾.这让她想起了60多年前刚到这里的情景,“到处都是很深的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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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汉口申新街申新社区,武汉国棉三厂的旧址所在地,老厂房已于2010年3月被全部拆除.华芙蓉1948年8月从老家孝感来这工作时,还未满13岁.当时这里还不叫国棉三厂,它有另外一个名字――申新第四纺织厂,曾属于赫赫有名的荣氏家族.华芙蓉和为数不多的老员工们都习惯简称它为“申四”.

2011年3月23日,当本刊记者寻访至此时,“申四”的老厂区已经只剩下大片零散的瓦砾,偶然可见的印有“K.M.A”字样的砖头暗示了这个地方当年的特殊性.2008年,作为武汉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业遗存”项目之一,来自文物、建筑、文化等领域的8位专家曾对“申四”老厂房进行了3次现场勘查、鉴定,提出过保留部分未拆除建筑下来.但最终这里还是被全部拆除.

如今,“申四”厂址已是一片废墟.暂时无人管理的荒废区域上,一家驾校正在此教学.临近住宅区的小块空地上,被“申四”曾经的职工们开辟成了小块菜田.这些职工居住在厂址南北侧陈旧的红色砖房内,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此居住了数十年.尽管“申四”已经不在,但是这些职工仍然习惯以“申四”或者“国棉三厂”的圈子聚在一起,聊天、锻炼或是打麻将.

这个现在叫申新社区的地方和武汉其他一些老城区的氛围如此相似,安静得容易让人忽略.只有每年夏天的时候,这里才会偶然进入大众的眼球――因为积水过深登上电视台的热线新闻,然后又慢慢被人淡忘.然而,在20年前、40年前、60年前,这里却曾是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这里曾是华中地区的纺织龙头企业,鼎盛时期解决了半个中国的穿衣问题.

一波三折的发展之路

谈到“申四”,就离不开荣氏家族.20世纪20年代,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在全国经营的面粉厂和纱厂已经达到了16个.由李国伟一手创办的汉口福新面粉五厂就是其中之一.

李国伟,著名民族资本家,荣德生女婿.而荣德生则是前国家副主席、人称“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的父亲.

随着面粉产量不断增加,李国伟提议为了解决面粉袋供应兴建新厂.于是,申新第四纺织厂应运而生.然而,这家新厂初期的命运却十分坎坷.

先是由于连续3年亏蚀达法币36.9万元,引起了福新系统一些股东和少数高级职员的忧虑.他们以“申四”会把“福五”拖垮为理由,向上海总公司提出了出卖“申四”专办“福五”的建议；风声传出,汉口的日商安泰纱厂也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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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申四”在停工维修时突遇大火.除栈房和公事房外,厂房、设备全被烧毁.工厂负责人李国伟被汉口警备司令部以火头罪拘留1天,后经律师辩护才获释.

大火烧毁了厂房,却也给“申四”带来了新生.在荣家92万元重建资金的支持下,李国伟添置了当时最先进的英制纱锭2万枚,修复了被毁纱锭5万枚余,增加了3000千瓦发电机一台和全套锅炉设备等.至1935年春,终于建成为当时国内第一流的大型纺织厂.

好景不长,重建不久的“申四”又遭遇战乱.由于日军进攻武汉,“申四”和“福五”内迁到重庆和宝鸡两地.

关于内迁,荣家内部持两种意见.包括荣德生在内的上海各股东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西部基础过于薄弱,同时还要接受蒋介石政府的统制经济政策.李国伟和部分中青年管理层则主张西迁.

国民政府的介入结束了这场争论,宋美龄为此曾专程到工厂劝说.最终,“申四”和“福五”于1938年8月内迁.荣德生在给李国伟的信函中写道：“报效国家社会,在荒僻创造事业”.

曾是荣氏家族纺织复兴计划的核心

内迁后的“申四”没有辜负荣德生的期望,其快速发展甚至在他意料之外.《荣家企业史料》称：“以‘申四’为例,‘申四’重庆厂生产的棉纱因为战争造成的物资内运困难的缘故而供不应求,即使价格不断上涨,也总有客户排队求购.”1939―1945年,“申四”重庆厂的盈利约合战前法币325万元,盈利率高达70%.

抗战胜利前夕,李国伟草拟了一个以“申四”为发展重心的《申新纺织公司战后复兴计划》,该计划除了保留原设在上海、无锡的申新二、三、五、九厂外,拟在郑州、常州、汉口、济南新设申新一、六、七、八厂,计划尤其注重发展“申四”.回到武汉之后,李国伟便开始着手建立这一以武汉为中心,川、陕和上海为两翼的企业体系.

解放战争的到来,让李国伟的计划搁浅.他开始重新思考自身以及企业的发展.1948年,李国伟将原本运往汉口的2万纱锭改运至香港,创建了九龙纱厂.不久之后,他自己也迁往香港居住.

国棉三厂的延续

李国伟的离去,并没有影响“申四”的正常运行.1948年从武昌第一纱厂调入到“申四”做普通职员的顾应麒回忆说,李国伟一直就不管厂里的日常工作.“他在汉口沿江大道附近有办公场所,平时很少来厂里.”

顾应麒的收入或许可以印证那一时期“申四”的发展状况.由于在工厂里住宿、吃饭、看病以及小孩上学都是免费,所以他的手头比较宽裕,“那时买东西经常都不看价钱的.”顾应麒的妻子黄秀英说.她与顾应麒同为上海崇明岛人,1950年搬来随丈夫定居.

并不是所有员工都能有顾应麒那样的待遇.同年入厂的华芙蓉,每月的收入为一块大洋.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厂里伙食还不错,“一般是八人一桌,每桌四菜一汤.”

1950年元旦,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召唤下,李国伟从香港回归大陆.1954年,他将汉口“申四”、“福五”与旗下多家工厂一并申请公私合营.从此,申新第四纺织厂成为了一段历史,公私合营后的工厂改称武汉市国棉三厂.

公私合营后的国棉三厂并没有停止发展的脚步.1953年进入工厂的张汉堂对于当时的热闹场景仍然记忆犹新,他说：“那时候每天上午都有一顿免费早餐,几千工人一起过早的场面很壮观.工人三班倒,机器24小时不停转.”

国棉三厂在上世纪80年展到顶峰,由于效益好,那时候普通工人经常每月可以拿到15块的奖金.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纺织行业的落寞,国棉三厂也走上了下坡路.

1998年11月,占地140亩、职工6968人的国棉三厂正式破产.破产后的国棉三厂并入了武汉一棉集团.至此,“申四”作为一家企业的生命正式宣告结束.

像顾应麒、华芙蓉、张汉堂这样的老员工,“申四”还有不少.他们年轻时入厂,一直工作到退休,自己的子女也大多子承家业.“申四”消失了,他们在这里延续了数十年的生活仍将继续.虽然随时都有搬迁的可能,但心中对于“申四”的记忆却是永远无法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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