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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的必要.所需要说明的是,其实就整个社会的结构来看,无论古今,把持着这个社会领导权的毕竟大部分并不都是那些法律就可以轻易约束住的群体,而对于这部分群体应当怎么办?而经学则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维度,引天道圣人以挟众人.天道本是虚无之物,变化在常与不常之间,其有四时变化,有能为人所可以逐渐把握的自然规律和万物之理,但其又充满了不可全知性、偶然性,从而可以容纳太多的理解空间与阐释话语,因此将天道引入到人世则可以为制约人世之骄狂不矜提供一种可能.既然在人世中,皇帝已经是最高统治者,那又该由谁来制约皇权呢?法律吗?显然不可能.因而引天入世之重要目的之一还在于制约统治者的权力.东汉经师郑玄也认为,“六艺者,图所生也”,“河图洛书,皆天神言语,所以教告王者也”.这当然是从政治维度来讲,而对于非皇室阶层的百姓来讲,天道显然过于玄远,政治也明显很难参与,因此在政治文化建构上,天的意义已经不如在上层有影响力.但中国自上古以来就有悠远的神鬼传统,因此对于非皇室人员来讲,由于具有神鬼以及传统敬天祭天的文化背景,依旧可以很好接受畏天这一文化观念.董仲舒在创建此一体系中极为关键.在《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中,其认为“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冯友兰评此句之意“近于宗教”.同时,董仲舒还提出了简单论证之方法,其云“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而冯友兰对此评之为“近于科学”.因此,在关注人受天所制约的同时,其也尽量为人留下活动空间,讲求人本身与天道相感应的自然之道.但其先后有别,毕竟天道为先.关于汉代敬畏天命这一点张荫麟也曾有过“大部分传统信仰,像尊天敬鬼的宗教和孝弟忠节的道德,虽经春秋战国的变局,并没有根本动摇,仍为大众的良心所寄托”之精辟论述.进一步言之,敬畏天道即是汉代经学的建构中极为关键之一维.同时天道虽然渺远,但人道却是近在咫尺.从而经学中所强调的尊崇圣人的传统则承担起了为社会成员理解社会与人世提供阐释资源的责任.圣人首先是人,经过自身的修习与训练而达到了超出常人的境界,这种境界并不是一种体力的旺盛,也不是知识的广博,而是德行的出众与服众.只有德行的高尚才能领悟天道的要义,也才能承天顺命,不违天道.因此,圣人乃是顺从天道之人.但是圣人虽然超乎常人,但却是人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的,因而圣人之道与为人之道就得以沟通了.无论是君上贵族,还是寒门士人也都可以通过研读圣人遗留下来的言论来揣摩圣人的意图,从而力图使自己接近成为圣人的标准,从而在敬畏天道的同时又能够顺应天道,不违天理.但是还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成圣的理想对于君王皇族的约束是极为有限的,因为君王皇族皆是上层社会的顶端阶层,拥有足够的权力支配身外之物.其所关注的可能并不太多涉及到道德修养与精神气韵,而是身体本身的长存.从而大多君王所喜好的,就自身而言,乃是登仙之道,而非修身成圣.而如果还能保持对圣贤品行遵行与追求的话,更多的乃是因为自身家族的文化承递,特别是豪门望族的形成所需求的等级划分更为这种传承提供了实体依据.但对于一般家门的士子而言,由于经学与事功联系之紧密,从而驱使士人努力去追求圣人的遗迹,修习圣人的言论,以求能接近成为圣人的标准.这样的话,也才能使得自身社会地位获得提升并拥有相关权力.当然,这种将事功与经学修习德行相联系很可能使得读书成为一种功利目的,削弱对道德完整的形而上追求,但是结果并不一定就是这样.因为以利禄作为参读圣人典籍,追慕圣人德行的回报对于社会的稳定结构具有极为关键意义.士人通过读书只要多少可以使自身社会地位有所提升,就会使得其他读书人欣然追慕.这种机制从上到下推行,则整个社会都能以尊圣修身作为价值的依归.因此,将人性中对外物的追求与人性中对内德的倾慕相结合才更能发展出一种和谐相生的互动机制.由此来讲,经学中尊圣之道对于士人社会的形成极为重要,并且为中国社会道统的形成提供的关键精神依托与利益基础.还需要指出的是,经学为天下读书士人提供一种价值追求,使其具备追求成为圣人的理想,但是这种理想并非说是与圣人平起平坐,而仅仅只是成为近于圣人的人,也就是君子或是贤人,而并不是与圣人平肩而坐.所以如果留心各地方修建的孔庙的话,其实也可以知道,后世也是没有哪位凡人可以与孔子平肩而坐的.
虽然在君子与圣人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一道鸿沟保证了圣人的绝对权威,也使得历代读书人都想不断去填平它.当然,这种努力使得读书人不断完善自我人格,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素养.但这种人格与道德素养衡量的标准却只能在经学中获得.因此经学的权威性在士人阶层中的建立也就顺理成章了.最开始推动这一畏天尊圣传统的是西汉的君臣经师.以后历代统治者也都在极力信任并推行经学,即使在异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如元代和清代也依旧信奉经学.如果要问,历朝历代所推行的经学有什么共通之处的话,畏天尊圣这一点应当是很难回避的.
最后,还需要简单论证一下畏天尊圣在中国西汉社会中成为一种上下都接受的价值观念是如何可能的.
葛兆光认为：“经历了三四百年,从秦汉之际到东汉之末,中国思想世界中纬书之学由兴而圣,由盛而衰,它把古代中国关于宇宙的观念、天文地理的知识、星占望气等技术、神仙传说与故事,与传统的道德与政治学说糅合在一起,一方面试图以理论与经典在知识系统中提升自己的文化等级与品味,一方面试图以这一套囊括诸家,包笼天地人神,贯通终极理想、思想道德、制度法律与具体方术的知识系统干预政治,以建立理想的秩序.它显示了两汉时期思想的体系化与标准化倾向,也促成了国家神学的诞生.”在两汉经学中可以惊奇地发现,经学几乎没有花太多精力去详细论证为何应该去畏天尊圣以及如何去畏天尊圣（当然不能够漠视董仲舒对于这一问题的详细回答,并且其将这种思想在政治事务中推行,但还可以发现的是,董仲舒热衷于的是建构一套天人感应的经学体系,但对于这套体系的详细论证,其显然是意不在此的）,这个任务的履行是要等到几百年后的宋代才有大儒们的出现.但这种观念又是怎么为社会所接受呢?当时所盛行的纬学承担了阐释与推行这一思想的任务.《四库全书总目》提到,“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然班固称：‘圣人作经,贤者纬之’.杨侃称纬书之类谓之‘秘经’.”由此观之,纬学在诸学中之地位并不算低.纬学源于何时,据钟肇鹏分类,至少有十二种观点.虽还不能明确断定其源起的具体时间,但却难离方术之学.方术之学源自先秦邹衍一派甚至更早,乃是神仙家之言.上面说过,汉代皇帝多好求长生不老之术,因此多喜神仙家言,因而也多信纬书之说也在情理之中.而这种信仰鬼神的观念其渊源可以上溯至殷商时期的“以神道设教”,本是渊源有自的.葛兆光也指出殷人信仰鬼神与天的关系极为密切,因而常将鬼神与天相联系.故而中国古代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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