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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方面有关论文范文集,与欧洲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相关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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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国际关系学蒙上了强烈的规范性和思辩性色彩.从上世纪末以来,不少中国学者致力于推进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科学化和实证化.然而,总的学科氛围仍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围绕理论争论的研究成果在数量和成熟程度上都胜过实证研究.因而,要促进我国国际关系学的进一步发展,亟需实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而欧洲研究的情况则相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几次大规模宏观理论争论之后,规范研究一时陷于低潮,实证研究则取得了长足发展.20世纪末,欧洲研究界提出了加强理论研究的问题,以莫拉夫斯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政府间主义就是这一呼吁的代表性回应.但总体上,欧洲研究领域内仍然存在着强实证弱理论的情况.中国的欧洲研究也存在着类似情况.欧洲研究的这一特点固然有其根源,同时也是其重大缺陷.但主流国际关系学却恰恰应该借鉴欧洲研究领域中对实证研究的关注.
实证研究主要包括历史实证、比较政治学实证(多数案例研究应归入这两类)和计量实证.欧洲研究在历史实证和比较政治学实证方面成果斐然,大量欧洲一体化理论和国际合作理论都基于扎实的历史探索,而上世纪末新兴的治理研究和合法性研究则树立了用比较政治学方法来研究欧盟政治的典范.但限于本文篇幅,主要讨论计量实证.上世纪70年代以来,计量统计在欧洲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改变了欧洲研究文献的宏观面貌.统计分析在选举研究和公共观念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些方面的研究在传统上主要归于国内政治学的范围.然而,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出现了全欧性的行政、法律空间和公共领域,进而人口学意义上的变量也进入了国际政治的思考范围之中.选举、集体行动、政治／社会认同、公共观念、社会心理、集团冲突等依赖于大规模调查数据的研究改变了在传统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边缘地位,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仅仅从规范性思考出发来研究上述这些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从理论建构还是理论检验的角度来看,基于大规模数据的统计分析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青睐.以选举研究和认同研究为例,没有统计分析作支撑的研究已经很难在欧洲学术刊物上发表.如果不能用数据来“说话”,一个学者几乎无法参与到主流的学术讨论之中.基于统计分析的大量学术研究不仅对传统理论假设进行了科学的检验和修正,同时也建构起了大量微观理论和中层理论.它们不仅为宏观理论补充了坚实的实证基础,也为元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材料.
欧洲研究中统计实证的繁荣有其物质背景.一方面,欧洲社会科学整体的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较早采用了调查和实验等研究方法,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方法和数据.另一方面,欧洲各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对大规模社会调查持鼓励态度,产生了大量可供社会科学研究使用的数据库,大大便利了欧洲研究中实证研究的发展.在成员国政府层次,由于欧洲各国都是选举制民主国家,历来重视选举研究,形成了政府、独立调查机构和新闻媒体为主体的社会调查网络,积累了大量数据.在欧盟层次,欧盟委员会大力鼓励全欧性社会调查.从1973年,委员会启动了“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项目,在所有成员国范围内每年进行两次大规模调查,其问卷覆盖了十分广泛的议题.迄今为止,此项目已经成为欧洲研究中使用率最高、最重要的研究数据库.此外,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SocialSurvey)、欧洲价值调查(EuropeanValueSurvey)等社会调查项目以及众多的欧洲选举调查都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数据库.在鼓励调查和数据收集的同时,欧盟也大力推进使用这些数据的二次学术研究,这些数据库中的多数都以非营利的方式向研究者和私人使用者开放.而在欧盟的历届研究框架下,都对基于统计分析的实证研究有所偏重,如NEWGOV和CONNEX等研究网络项目都强调了突出实证研究的重要性.
这些条件为欧洲问题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便利,培育出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理论的生长.尽管目前欧洲研究领域中仍然缺乏成熟的宏观理论,但有了丰富的微观和中观理论基础,假以时日,这一局面必将逐渐改变.
欧洲研究领域中重视实证这一特点十分值得我国的国际关系学借鉴.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在我国正处于一个瓶颈期：一方面,学界已经初步认识到了纯粹理论争论的不足之处,开始对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式产生厌倦(这种厌倦同样曾在欧洲研究发展的特定阶段中出现)；另一方面,学术界又很难产生出超越西方“三大理论”的新的理论建树.我国国关学界对这种局面有不少反思,例如,所谓“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提法就是对这种状态的一个反映,说明学术界渴望超越西方话语的中心地位.但是各种各样的新概念、新口号却无助于扭转这种困局.原因在于：这种理论疲倦与创新不足并存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证研究不足带来的结果,而非简单的概念转换问题.经验是客观知识产生的唯一来源.从学术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同样如此.无论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的“三大理论”还是欧洲一体化研究中涌现的“功能一政府问一新功能一自由政府间”等理论演进,都是在观察和抽象特定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由于我国的国际关系学起步较晚,为了追赶国际水平,采取了从理论人手进行学科建构的路径.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合理而必要的.但是随着学科发展的日渐成熟,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终究会再次面临实证与理论的辩证关系问题.
该文出处:http://www.sxsky.net/zhengzhi/050833784.html
鼓励实证研究将在以下三个方面促进我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检验理论、发展理论和建立完整的理论解释体系.首先,西方主流理论是产生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它们是产生于对特定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的关注.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如果不加批判地陷入西方理论的预设前提和论证逻辑,则注定无法跳出其结论所存在的局限性和伦理缺陷.而要对西方理论进行批判,仅仅闭门造车式地从中国文化符号中挖掘个别新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回到其所产生的经验土壤中,对其进行前提批判.因而,只有当中国的研究者回到事实层面,从经验实证出发,对西方主要理论的创生过程进行重复检验,对其结论进论证或证伪,才有可能真正对西方理论展开对话和批判.其次,国际关系学不是一种智力游戏,它有着紧迫的现实关切.对于我国学者来讲,研究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寻找最优解决方案是第一使命.即使从科学共同体的角度来看,也存在着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趋势、避免和解决冲突、以及追求人类福利的提高等伦理目标.这都要求我们回到经验现实之中,研究事物之间的关系,发展出真正“有用”的理论.第三,理论有不同的层次,不同层次的理论是为了解决不同层次的问题.理论是事物之间关系的描述,没有对个别性关系的把握就不可能科学地掌握一般性关系.同样,没有丰富的微观理论和中层理论为基础,就不可能产生出体系层次的宏观理论.鼓励实证研究将促使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出完整的理论层次,形成一个自足的理论生态,这是理论发展和创新的必要前提.
结论
欧洲研究有其独特之处：它的研究对象只是一个特定地区,因而对理论的普适性要求较小；欧盟特有的历史经验使欧洲研究者更多关注于合作而非冲突；欧盟制度一体化的程度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因而欧洲研究中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对于其它地区而言尚显超前.然而,欧洲研究中所出现的一些新的特征却可以为国际关系研究所借鉴.欧洲研究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以下启示：首先,超越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区分；其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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