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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工作方面有关论文范文例文,与红四方面军高级指挥员余天云之死相关论文格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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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2营杀了好几名干部,没有人指挥,请你们把他放了,他是不是改组派,打完仗就知道.”由于余天云出面力保,再加上战斗中刘昌毅英勇无畏,刘昌毅才没被当成是“改组派”,在“肃反”中幸免于难.为什么对同一个人的评价,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余天云自身存在的缺陷.
一是作风霸道,动辄骂人,抬手就打,甚至动辄枪毙.据傅钟回忆:“跟余天云一起的警卫员、通讯员没有挨过他打的很少,一个通讯队一百余人,全部被他打过,还有挨几次打的,余天云在军队中打骂人是最标准一个.”被余天云打得最大的干部是红30军政治部主任张成台,有一次因为意见分歧,他竟然抬手就给了同为军级干部的张成台一个响亮的耳光,以致于张成台死活要求调出30军,后来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让他到31军当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过来接替他.余天云打人,不仅动手,而且有时动枪.一次部队行军,走羊肠山路,拐弯时马脚打滑,余天云被摔了下来,他不问情由,照着马夫就开了三枪,把马夫打成重伤.
二是心胸比较狭窄,连极度欣赏他的张国焘在回忆录里都说他“重权术,不择手段”.据解放后担任海军政委、兰州军区司令员等职的开国中将杜义德回忆:一次战斗中,时任30军89师政委的杜义德负伤后住院.出院前,他被调往31军.知道这个消息后,余天云对杜义德说:“你要去31军,得把30军的枪还给我.”杜义德心里清楚得很,余天云是看上他的那支20响快慢机驳壳枪了.生性耿直的杜义德怎么可能把自己用惯了的宝贝交出去,他气呼呼地说:“枪是我从敌人那里缴来的,凭什么交给你”余天云说:“枪是30军的,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这一较劲儿,杜义德火了:“这枪是红军的枪,怎么就是你30军的枪老子豁出去不当这个师政委了！”但是,余天云还是让人把枪给下了,事后还跑到张国焘那里告状.张国焘皱皱眉头说:“杜义德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没有”徐向前说:“此人16岁参加赤卫军,18岁参加红军,父亲因此让地方还乡团打死了.打仗不怕死,敢拼命.”张国焘听后说:“那就给他一杆长枪打仗去.”就这样,杜义德从手枪变成了长枪,被撤了职.
三是一贯瞧不起政治工作,典型的“枪杆子第一”思想.他认为只有军事工作才能消灭敌人,政治工作则不能,动辄就把政工干部骂得狗血淋头.他的口头禅是:“军事能打仗,能消灭敌人,政治工作能消灭敌人吗”有一次,红30军攻打一个山头时受阻,时为30军政委的李先念和师、团干部都很着急.可是余天云却慢悠悠地讽刺李先念:“政委,你去给他们上劳动课去,这个山头就能攻下来！”李先念被气得火冒三丈.
看不惯政治工作发展到最后就是不讲政治.据陈冠任的《十大王牌军》记载:“张国焘南下后,因为31军93师274团前任团长周时源在两军会师时,出于对朱德总司令的热爱,把自己在川北千佛山阻击战中缴获的一个红毛骡子送给了他.在阿坝时,余天云听说此事大骂周时源,并派人揍了他一顿.”从中可见余天云不讲政治到了何等程度！
在上面三个缺点中,第三个缺点是最致命的,第一个缺点和第二个缺点深深地打上的是战争时代的烙印,在红四方面军干部中比较普遍,而不只是余天云有这些缺点.如时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也打过后来成为中将的胡奇才等但是这第三个缺点,表现出来的是典型的军阀主义,与我军的性质宗旨相违背,使得余天云失去了成为一名高级领导干部的资格,也必然会导致他最后的悲剧.
从军长到学员
应该说,虽然余天云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由于他能征善战,特别是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深受张国焘等人的赏识.1935年9月18日,张国焘南下时,还特意给余天云等发电报,命他率部南下,打通绥靖、崇化、丹巴前进道路.但是,余天云性格中的缺陷也让张国焘有点不放心起来,在重用他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限制余天云.
1934年9月下旬的红四方面军全军政工会上,虽然余天云的所属部队功勋卓著,但是在这次会议上,陈昌浩却把何畏任军长的9军捧到了天上,把红30军、4军、31军等军贬到地下,余天云感到特别憋屈.
让余天云感到更难过的是,由于张国焘南下后,政令与前面和中央会合时明显不一致,致使各军、师的许多工作都不好做,余天云有时发泄几句不满.这一下引起了张国焘的注意,他以为余天云反对自己南下.于是,借着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清江渡会议上因为打死号兵、挑夫一事,点名批评余天云之机,张国焘把余天云派人打周时源之事再拿出来,说余天云打骂干部战士,当场宣布撤了他的军长职务,然后在1935年11月,把余天云调到了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学习”,给了他一个高级指挥科科长的职务
原来,张国焘另立中央之后,为了培养自己的干部,提高手下军官的军事素养,成立了一个红军学校.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任校长(未到职),原9军军长何畏当政委.后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因为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而被贬到红军学校任校长兼总教官,这时,红军学校更名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
免掉军长职务、成为一名普通学员一事,对余天云打击很大,非常不愿意来上课.一方面是因为学员多是营团级军官,师军级的没有几个,军长来学习的只有自己一个,余天云觉得掉身份,二是校长何畏原来也是个军长,和自己是平级,而现在自己却只是高级指挥科科长,在他手下仍有些不甘心.在这种情况下,余天云在红军大学学习时,就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
一方面,余天云继续摆他的军长架子.按照红四方面军的规定,在作战行动中,师级干部可以随带牲口两匹,配炊事员、饲养员、勤务兵各一人,警卫员两人,军级干部在师级干部待遇的基础上,再多加一匹牲口,一名警卫员和一名文书.余天云所在的高级指挥科,只有30来个学员,实际上却有100多人,宿营的时候要一个村子才能安顿得下来.原因就在余天云.余天云此时虽然职务已经变动,可仍旧摆军长架子,除了带着军长原来配备的人马外,还随身带着一个机枪排,实际上作他的卫队,只服从他个人的命令,他去听课,卫队就在临时教室旁为他放哨警戒.
另一方面,余天云拿教员出气,对上课的教员特别是来自红一方面军的教员挑三拣四,不断找碴,被他找过麻烦的教员有赖光勋、郭天民、彭绍辉等.据赖光勋(开国少将,曾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回忆:刘伯承被张国焘调到红军大学当校长,就带他去红军大学当测绘教员.有一次,赖在红军大学高级系上课时,第一节刚讲了一个小时,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余天云就喊:上课的内容不少了,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大家去休息吧.说完,就带头离开了,赖光勋的课自然也上不成了.据郭天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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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天云这样一位“军长”,本身从思想上就不服从红军大学的管理,而红军大学的校长刘伯承,是一位原则性很强,并且具有丰富军事理论和实战经验的红军领导人.因此,他们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冲突发生在彭绍辉(开国上将,曾任副总参谋长)的课上.
彭绍辉也是两个方面军会合时派到红30军任军参谋长的,只是来的时候余天云已经调到红31军去了.在张国焘搞分裂时,准备去找红一方面军时被发现,后发配到红大教书.余天云对彭绍辉的课很是不屑,在那里冷嘲热讽地说:“一个被撤了职的破参谋长,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什么军事理论,打胜仗就是硬道理,老子不学习照样打胜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余天云在故意找碴,没有人理睬他,但余天云仍然横行着他的“理论”,他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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