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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华大学论文范例,与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博雅教育相关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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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课程分文学史和文学体.文学史按时代进行分期研究,即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18世纪和19世纪,分配于三年中.“文学体则强调分体详细研究,于三年的学习中全面涵盖了各种文体,即小说、诗、戏剧、文学专题研究和文学批评等.”[12]174-175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开设的56门选修课程中,文学类课程更为丰富,涵盖国别文学史、断代文学史、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作家与作品研究及文学理论,共28门,占选修课总数的50%,其余为语言理论及“外语及其他”类课程.仅在“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类选修课中,即开设12门课程[13]131.文学是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对学生品德、性情和境界的熏陶与提升起一定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吴宓就十分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主张学生通过阅读、理解和比较研究中外经典文学作品,提高自身的素养和道德情操.他归纳出文学在启迪学生心智,涵养学生心性,增进学生人格塑造,了解西方文明流变乃至增强学生爱国心等十大功能[7]59-64.

吴宓视西方文学、文化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要求学生对其具有广博和全面的知识.清华外文系将英语语言文学置于西方语文的大背景下,有德、法、俄、拉丁等多种课程供学生修读,并配合以严格的教学制度,培养出一大批德、法、俄语言文学专家.西南联大时期,“在外文系的56门选修课程中,法语语言文学类选修课程即达11门.”[13]137这些课程覆盖面很广,“使学生的注意力不仅局限在某一种外语或某一国别文学上,而是把西方文学、哲学和文化看成一个整体,大大扩展了学生视野”[9]3.

（三）选课制与旁听制,贯通文史哲

吴宓从创造中国新文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高度,强调清华外文系学生中国文学功力的重要性[5]201：

本系对学生选修他系之学科,特重中国文学系.等目的在于：（1）创造中国之新文学,以西洋文学为源泉为圭臬；或（2）编译书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介绍传布于中国；又或（3）以西文著述,而传布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于西洋,则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修养均不可不丰厚.故本系注重与中国文学系相辅以行者可也.

高度重视中国文学的清华外文系不仅造就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翻译家、戏剧家,同时也是中国诗歌史上著名的“中国新诗派”的诞生地,著名诗人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就是在清华外文系的培育下走向成熟的[14].

早期清华大学除了实行美国式的学分制,更以独具特色的选课制度,实现其造就通才的目标.“学生于每学年开学时,参照各系规定的课程表自行选定课程,中途亦可增选或退选,但大一应修课程不得中途退选”[12]119.清华外文系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选修、旁听其他学系的课程,特别是同属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历史学系和哲学系的课程,学生可以一日横跨文史哲三大学科门类：“听了罗常培的语言学,入邻室钱穆的中国史课,晚间有金岳霖讲‘哲学中的时与空’,须早去占座”[15].在清华外文系读书四年的季羡林先生曾言,真正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只有两门课,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和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这两门课影响他的一生,而这两门课恰好都不是清华外文系的专业课[16].清华外文系的选课制度给予学生很大自主性,允许、鼓励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课,为学生以中西语言文化为根基,在人文学科领域的融会贯通以及个性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四、清华外文系作为外语教育的历史坐标

清华外文系作为博雅教育在中国的成功范例,至少在以下两个层面给外语教育界以启示：

（一）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出发,造就外国语言文化通才“外语专业教育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一直采用专才型培养模式,导致学生知识面偏窄,文化底蕴不深.”[17]20世纪80年代起,外语界开始进行外语与经贸、新闻、外交、法律乃至科技相结合的所谓“外语+X（培养方向或辅修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改革,然而外语教育职业化、训练化、空洞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的遏止,其人文学科属性日渐淡化[18]244-245,外语院系沦为“语言培训中心”或“体制内的新东方”,时至今日其定性、定位问题仍未得解决.外语教育不能也不应简单地等同于职业教育、技能训练甚至是应试培训；如是,高等外语教育已然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外语教育过于重视职业技能的训练而忽视人文素质的培养,其价值取向将趋向功利主义；以单纯的就业需求为导向,导致外语专业学生在思想的深度、知识的结构、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与其他文科专业产生较大差距[19].

外语学科的基本要素是语言、文学和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兼具人文性[20],因此,人文性是外语教育的一个根本属性,培养全面发展的“文化人”是外语教育的应然目标.外语教育只有明确了自身的人文学科属性,才能找到专业的学科定位,才能确立适当的培养目标,而“我国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课题莫过于培养目标.”[18]243从清华外文系的成功经验看,外语教育应注重与文学、历史、哲学等相关学科融会贯通的外国语言文化通才.许国璋先生在谈及外语院系培养目标时强调外语人才必须是文化人[21].

（二）从博雅教育理念出发,改革课程体系

始自20世纪50年代苏联模式的外语教育课程体系偏重语言技能训练,按照培养译员的“语言学校”模式开展教学[22],强调语言技能、忽视文化熏陶,重视机械训练、淡化文学教化,缺乏认识能力和思辨能力的系统培养.时至今日,外语专业基础阶段课程仍以语言技能训练为轴心,以大量机械操练为途径.以英语专业为例,依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英语专业基本上都以专业技能课“基础英语”、“高级英语”、“听力”、“口语”、“阅读”、“写作”、“翻译”为主干课程.主干课程不但所占学时数多,而且持续时间长,一般达到总学时67%左右[23]；这些专业技能课程“分裂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知识,使语言教学沦为空洞语言与空洞交际,使学习者既无法习得语言能力与语言交际能力,又无法学习到知识”[24].以训练学生语言能力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实际上并不能提高学生的说、写、译等语言产出能力.而在英语专业高年级所开设的“专业知识课”如语言学、词汇学、语法学等课程,更是冷知识传授多于文本研读,只能给学生们带来信息与知识压迫[25].这样的课程体系无助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增长,更不能提升、陶冶其人格,因此不仅受教育者不能用外语获取信息与知识、传递思想与情感,最终造成学生“缺乏分析综合的能力,很少有自己的想法,很难有创新意识,出不了创造性的成果”[26].

清华外文系课程内容宽泛,涵盖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学科.大一英文也指导英文阅读和练习英文写作.但英文阅读和写作的任务还由其它课程来分担.而在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课程表中“单纯的英文课（相当于时下的精读、泛读、听力、写作等）只占学年总学分的15.8%-24.2%.语言水平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学习其他课程来实现.”[27]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及其规律出发,须在课程设置上确立“语言”和“文化”平衡,以中西文史哲经典著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助受教育者建立完整的知识架构,厚植其人文底蕴,提升其思想境界,在扎实的中西语言基础之上,培养其会通、思辨、适应和创新的能力.

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博雅教育参考属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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