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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方面论文范文集,与甘肃岷县大崇教寺明清契约文书相关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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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寺田有常住庄与私庄之别,前者是寺院的公产,寺租收入主要用于寺院的焚修和僧众的口粮,后者则为僧人个人私产,可以自由买卖转让,不受任何限制.大崇教寺的僧人出租土地时,要与佃户定立租约,在其中明确所租土地的位置、名称、四至、亩数、租金等,并申明租佃期限及罚约.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地租是以货币地租为主,实物地租为辅,也有实物和货币混合使用的情况,这在民国时期表现的尤为明显.

佛教教义的根本在于让人摆脱一切欲望,佛教戒律明确规定不许僧尼蓄积个人财产,然而契约文书中所反映的僧人经济情况却并非如此.这也就形成了独特的寺院经济模式.在敦煌文书中僧尼拥有个人私产的例子数不胜数,大崇教寺契约文书中也有这样的实例,如康熙五十一年所立的“大崇教寺住持寺主后录扎达节,将其始祖后法王时期所置田地,分于法王正流徒孙常郎爵巴以建修拱卜寺院”的分归土地文约.从契约文书中可知,僧人个人财产的来源,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继承的,有的属于自己典买的,其个人财产的处理权,归自己掌握,不受寺院限制,与世俗的个人财产没有区别.寺院除接受信众的布施与招募佃农租种土地外,也从事其它经济活动.如大崇教寺的僧人们从事民间的借贷活动.此外,还包括出租房屋、水磨、宅基地以收取租金等经济活动内容.

（二）大崇教寺契约文书是研究明清岷县地区社会经济的珍贵资料

大崇教寺契约文书中关于明清时期,特别是民国时期岷县地区社会情况的资料很丰富,通过对其进行经济分析,可探讨租佃关系、土地关系、经济政治政策等方面情况.通过对土地价格、土地典卖、土地经营、地租形式、赋税形式以及其它寺产的具体内容的研究,可剖析当时的社会实态,并由此窥见诸多的明清岷州地区社会经济现象.

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大崇教寺院的运行和岷县地区经济的发展关系密不可分.而作为当地主要信仰的藏传佛教的发展却和政治形势息息相关.从历史上来看,正是由于政府对岷州藏传佛教的推崇,如实行茶马互市、颁赐寺额等政策,为其发展创造了许多有利的条件.所以,岷州藏传佛教是政策性的兴盛,当然其衰落也与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政治时局造就了这样一段历史的辉煌和落寞.

大崇教寺契约文书是研究大崇教寺历史的宝贵资料

大崇教寺作为千年古刹,有着辉煌的历史,寺存御制碑刻和匾额题诗等重要历史见证物,高僧在此住持焚修,传经布道.随着中国进入多灾多难的近代社会,大崇教寺也失去了往日风采,日渐衰落破败.关于大崇教寺的记载,除《安多政教史》、《岷州志》等书中的记录外,系统完整记载它的资料很少,许多只是片言只语、零星杂记.而大崇教寺发现的契约文书不仅是研究明清时期寺院经济、岷县地区社会经济的史料,同时也为研究大崇教寺的历史提供了真实的宝贵资料.

大崇教寺曾是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充分发展的一面镜子,明宣德时期是大崇教寺的繁盛时期,明宣宗赐其名,并刻碑记之.嘉庆、道光以后清王朝由盛而衰,财源日渐枯竭,已无力顾及这座边城古寺.再加上清政府直接统治触角向藏区的延伸,岷州失去了作为藏汉边界上一个重要据点的重要性,从而岷州的政教人物也失去了重要的政治作用,岷州的藏传佛教也就失去了受政府继续大力支持的筹码.大崇教寺逐渐变得清冷,这让我们知道了大崇教寺的使命已经完成,从此失去了朝廷的关注,衰落成为定局.另外,契约文书中屡次提到“困逼流离,例闭佛事”的记录,十分详细具体,无疑是大崇教寺衰败的真实证明.

寺院的兴盛,在于历代僧人的焚修和香火旺盛.明宣德三年（1428年）班丹扎释对大崇教寺大规模扩修后,遣当时名僧住寺住持,但此后的僧人延续不得而知.历史资料中也仅仅对班丹扎释的生平和历史活动有详细的记载,但从大崇教寺新发现的契约文书的记载中,可以知道明崇祯五年间有僧人旦巴扎石、清康熙年间的住持寺主后录扎达节和后奴卜登住、乾隆年间的寺主后一世松诺、光绪年间的寺主后有禄、民国二十七年间的寺主后克正、民国三十年间的经理寺僧后维桢以及民国三十七年间的寺主后克发等,同时从中还可以了解到其他一些僧人的情况.这就更充实了大崇教寺寺主和僧人的历史活动情况,再通过方志碑刻等材料,对他们进行研究,定能使笼统的大崇教寺僧人传承情况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暮鼓晨钟、香烟缭绕,这一切使大崇教寺蒙上了神秘的宗教色彩,高高的寺墙并没有隔断它与世俗的联系.寺僧不仅靠善男信女的布施和佃农交纳的地租维持生活,而且与世俗有着诸多的交往联系.同时大崇教寺与周围的村庄百姓也存在许多冲突,因为所占地界的归属、赋税的交纳等权责的不明确而导致诉讼官司.二三百多年过去了,当事人所立下的字据,有幸保存至今,为今天我们了解大崇教寺与世俗关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证据.

大崇教寺不仅本身规模的庞大,而且还拥有许多的属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寺院体系.其属寺见于《安多政教史》记载的有：除新寺、都刚寺外,还有某扎萨克所修的郎寺、止贡寺达尔吉隆卜、多素寺、白塔热寺、查拉甫寺、大占寺、柴贾寺、金寺、圆觉寺、杨间寺、歇海寺、杂底洒寺、尼卜寺、旁讲寺、安卜寺、古车寺、东木宁寺、喇嘛寺、占吉和寺、阎家寺、洛德卜寺、丁香寺、太子寺、侯加寺、卜保寺、具加寺等.在明代,岷州上京进贡的寺院,仅大崇教寺属寺就有36处,到清康熙元年（1661年）,改为24处.属寺与大崇教寺联系密切,明王朝为了有效管理西北番属地域的宗教活动,在这一地区曾设置5个僧纲司,圆觉寺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在大崇教寺的影响之下而设立的这样的机构.还有些尔多寺,即前川寺,是全省依然保存较为完整的明代藏传佛教寺院,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此外,契约文书中出现的拱卜寺、南竹林寺等都与大崇教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有些寺庙至今还仍然存在.

以上从三个方面简要介绍了大崇教寺契约文书的史料研究价值,这只是诸多内容中的三个方面,另外还有有关寺庙规制、司法诉讼等内容,由于资料的欠缺和个人能力的局限,未能做出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