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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类论文范文素材,与西方马克思学在中国相关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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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论说”、“道德论说”、“宗教说”四个方面对“西方马克思学”进行批判,很有新意.国内学者对“西方马克思学”的评价最初是追随苏东学者作全盘否定,后来开始出现不同声音（尽管很微弱）.1979年11月3日马泽民在福建省委党校作关于“西方马克思学”的报告,报告的文字记录稿发表在《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1980年第2期.马泽民指出：“需要研究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论著,也要研究西方马克思学家的大量论著.不能对西方马克思学家的论著采取一概抹黑一概排除的态度,那样做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这点上,苏修就不是这样,他们对西方马克思学家是一概骂倒,扣上资产阶级帽子、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对苏联学者对“西方马克思学”定调的批评,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非常有见地.李忠尚发表在《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6期的《“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的异同》一文中提出：“虽然‘马克思学’是西方学者在书斋里从事的‘纯学术性’的马克思研究,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在客观上还是起了一定程度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毕竟使更多的人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或多或少了解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因此,如果对‘马克思学’采取简单否定的做法,把它统统说成是纯粹反马克思主义的,那将是失之简单化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学术领域思想活跃,类似马泽民对“西方马克思学”不是一味批判而是予以同情性理解的态度在中国学者中很有市场（尽管很少公开发表）.这突出表现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便开始了.到1983年,有关的讨论文章至少已有四五百篇,而且苏东以及西方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论文和论著被大量翻译出版,如《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此前,中国学者在介绍、批判“西方马克思学”时,只有极少数人接触过西方马克思学家写的第一手论著,大多数人被苏联学者对“西方马克思学”定性的先入之见所束缚.随着西方学者相关论著的翻译出版,中国学者逐渐对“青年马克思问题”形成自己的判断.尽管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于1984年戛然而止,但西方学者相关论著的翻译出版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学”在中国扎根的开端.
实际上,在中国学者知道“马克思学”这个词之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家的论著已被零星译介过来,只不过是被当作反马克思主义的参考材料引入的.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分册,曼德尔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沙夫的《人的哲学》,胡克的《历史中的英雄》、《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正因如此,胡克在中国学界可谓“臭名昭著”,他的这些著作的中译本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又被重印,他的《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也被列入《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于1989年在重庆出版社出版.此外,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摘译了一些西方学者的“反马克思主义”文章,如日本学者林健太郎的《现代历史学的根本问题――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进一言》,美国学者苏威尔的《马克思的“愈益贫困化”学说》,门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艺术历史学说》,丹尼尔斯的《马克思历史哲学中的命运与意志》,英国学者特克的《李嘉图和马克思》,美国学者苏威尔的《马克思价值理论再考察》,美国学者李希特海姆的《萨特,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美国学者奥尼尔的《马克思早期和晚期著作中的疏远概念》,美国学者马蒂克的《马克思主义和新物理学》.
1978年～1995年,更多西方马克思学家的论著被翻译出版.如麦克莱伦的《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罗森的《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弗洛姆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列菲伏尔的《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威廉姆肖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博托莫尔的《现代资本主义理论：对马克思、韦伯、熊彼特、哈耶克的比较研究》,施密特的《历史和结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问题》、德拉-沃尔佩的《卢梭和马克思》、卢卡奇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此外,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家的论文或著作的译文（或摘译）在杂志上刊发.如萨特的《科学与辩证法》,莱文的《〈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的主要观点摘编》,西德马克思学家巴列斯特雷姆的《关于恩格斯的讨论》,古尔德纳的《两种马克思主义（摘译）》,福伊尔利希特的《异化的历史》,吕贝尔的《卡尔马克思（摘译）》,费切尔的《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关系》,古尔德的《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摘译）》,麦克莱伦的《恩格斯的重要贡献》,吕贝尔的《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古尔德纳的《两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起源》,莱文的《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运用和改造》,吕贝尔的《法国大革命对青年马克思思想形成的影响》,丹戈德斯蒂克、弗兰克坎宁安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命题与第三命题中的能动主义和科学主义》.
正是有以上的积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半期有三本关于“西方马克思学”的专著出版：陈先达等著《被肢解的马克思》、孙伯、曹幼华等著《西方“马克思学”》、叶卫平著《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这三本专著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学”的评介研究达到了一个高潮.
二、近十年来中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复兴及其学术背景
1995年～2002年,国内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陷入沉寂,突出表现在国内学术期刊发表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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