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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类论文范文素材,与西方马克思学在中国相关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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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在撰写第一本马哲史教材时,心里是明确装着“西方马克思学”这个理论对手的.中国学者与“西方马克思学”的最初相遇通过苏东学者这一中介.1981年,《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4辑发表了杜章智组织编译的五篇有关“西方马克思学”的文章,其中三篇来自苏联学者：康捷尔的《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关于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的观点》、萨维契的《修正主义和恩格斯的哲学遗产》、奥伊则尔曼的《恩格斯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新批判者们》.此外,1981年,有三本苏联学者的著作中译本出版：拉宾的《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奥伊则尔曼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解释》,列尼巴日特诺夫的《哲学中革命变革的起源：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奥伊则尔曼和巴日特诺夫的著作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专题研究,其中有专章对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进行批判.1982年,根据拉宾《青年马克思》1976年第二版翻译的中译本由三联书店出版.拉宾在书中指出：“一些改良主义的马克思学家,后来还有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等竟然宣称1844年手稿是马克思成熟的顶峰,反而把《资本论》这个马克思科学功绩的真正顶峰变成了‘他的创作可能削弱’的证明.”此外,1982年出版的沈真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史研究资料译丛）中,包含两篇苏联学者评论“西方马克思学”的重要论文：一篇是别尔金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源和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另一篇是哥尔曼的《“马克思学”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的起源问题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目标）》.中国学者在与“西方马克思学”初次相遇时,“西方马克思学”的脸谱已被苏东学者勾画好了.而苏东学者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定调,最终归结到苏联马哲史教科书体系.正是有苏联马哲史教科书体系的存在,一切与其观点不同的马克思思想及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研究）,都被当作异端而加以批判.当然,苏联学界内部对马克思思想及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也在深化,比如拉宾在《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一书的最后一章就介绍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更多表现在细节的深化,没有提出新的研究话题,更无法突破既定马哲史框架.
不管是苏联学者或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都没有用过“西方马克思学”的说法.在俄语中,表示“-学”的后缀有许多,如ология、оведение、стика等.苏联学者用марксоведение表示他们自己的马克思学,而用марксология表示西方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或在“马克思学”前面加上“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限定语,以示与中性意义上的“马克思学”的区别.汉语中关于“-学”的后缀没有俄语中那么丰富,为了区别中性意义上的“马克思学”,用“西方马克思学”这一约定俗成的术语是可以的.但应该记住,为了与苏东学者相一致,“西方马克思学”首先指资产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其次指所谓的“修正主义”马克思学.因此,在汉语语境中,可以把“西方马克思学”与“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画等号.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在对“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解和使用上存在严重分歧和混乱,甚至常常把“马克思学”与“西方马克思学”画等号,根本原因在于使用这两个概念前没有首先对其进行科学界定.
“西方马克思学”完全是中国学者独创的术语.先是王树人在《从本刊编译的〈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谈起》（《哲学译丛》1980年第1期）一文中使用了“西方的马克思学”的说法,随后,《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学报》1980年第2期发表的《西方“马克思热”述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泽民同志十一月三日下午在福建省委党校的报告》和《电影艺术译丛》1980年第3期发表的李幼蒸的《结构主义与电影美学》,正式使用了“西方马克思学”概念.
中国学者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经历了从翻译到综述、评论的转变.从周、孟宁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1979年第4期的《西方的“马克思学”――苏联、东德评论综述》,是对苏联、东德学者评论“西方马克思学”情况的综述.该文所依据的材料来源包括东德的沃尔夫鲍尔曼等的《“马克思学”的贫困》,苏联学者别尔金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苏联学者季塔连科的《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列宁阶段的某些歪曲》,格列茨基、德里亚赫洛夫等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伪造者》（论文集）.易克信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的《西方马克思学家若干言论剖析――他们是怎样看待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是一篇高质量的述评文章,体现了中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学”的述评水平.该文首先归纳了“西方马克思学”的七个核心论点：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起源于伦理学；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学说源于空想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幻想”；三是歪曲恩格斯的思想,贬低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作用的学说形成中的作用；四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比作宗教上的末世论,生拉硬扯地贴上“起源于宗教的标签”；五是认为马克思的观点具有二元论的性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与他的社会观点和哲学观点毫无联系；六是认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解放作用的思想具有黑格尔学说的本性,似乎马克思因袭了黑格尔法哲学关于官吏阶层是公共利益的代表的论点,转而用之于工人阶级身上；七是曲解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使命的学说.然后对这七个论点一一批驳.尽管论文没有列举参考文献,但可以看出作者依据的是第一手文献.该文的贡献在于,文章反复提及的人物如吕贝尔、费彻尔、阿维内里、塔克、德雷珀等,都是后来被中国学者广为认可的“西方马克思学家”.此外,鲁兰沁、张宝瑞、朱毅发表在《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的《试论马克思学说的实质――兼评美国学者哈尔德雷珀和查理N亨特的“新观点”》一文,以第一手资料对德雷珀和亨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并非“马克思学说的实质”的观点进行述评,很有见地.晓晨发表在《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1年第6期的《“西方马克思学”批判》一文,从“乌托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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