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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洁明快同时也与杂志的内容相吻合.5.分栏
《音乐教育》杂志虽然定名为音乐教育,但杂志内容非常广泛,涉及音乐欣赏、音乐美学、音乐史学、音乐教育、音乐评论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杂志分栏包括乐谱栏、论著栏、调查、乐评、通讯、音教会要闻、工作报告、规程、音乐新闻.杂志从创刊开始每期都刊登适合音乐教学的作品,共计274首（部）.其中儿童歌曲27首、小学歌曲77首、中学歌曲68首、一般歌曲47首、合唱轮唱8首、器乐曲15首、中国器乐曲1首、儿童节奏乐队29首、学校乐剧2部.这些音乐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音乐教材缺乏的情况下,为中小学音乐教学提供了参考.音乐作品中有一部分是外国儿歌,也有一部分是中国作曲家为中小学生创作的音乐作品,如老志成、陈洪、陈田鹤、江定仙、唐学咏、赵元任、刘雪庵、邱望湘、贺绿汀等人为中小学生创作的音乐作品.两部学校乐剧,分别是程懋筠、坪内逍遥、周作人创作的《猴儿酒》,陈田鹤、钱光毅、廖辅叔创作的《皇帝的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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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音乐教育》杂志持续刊登了音教会要闻、工作报告和相关规程,这些内容十分详尽的记录了音教会战前在南昌的工作情况.内容包括音教会的各种规章、音教会每月的会议记录、管弦乐队练习的曲目、民众娱乐指导委员会视察娱乐场所记录、音教会举办音乐会的节目单等.借助大众传媒记录官方文本的情况在中国期刊出版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杂志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形式,由于其发行量大,所以即便是经历了战火、政治运动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仍能流传于世,作为档案形式的官方文本相对期刊来说较容易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遭到破坏.有关音教会工作的官方文本由于记录在刊物中被十分完好的保存下来.《音乐教育》杂志除了为今天的学者们提供有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音乐的相关作品、文章之外,还是研究音教会战前活动的重要文献.
二、《音乐教育》杂志内容研究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各种音乐思潮十分活跃的时期,学习西方音乐、改进国乐及救亡音乐思潮先后产生,国乐与西方音乐的关系、音乐的社会作用、音乐如何振作国民精神成为音乐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这些主要的音乐思潮与音乐界的热门话题在《音乐教育》杂志内都有所反映,《音乐教育》杂志为音乐学者讨论音乐热点问题提供了平台.
1.关于音乐的社会作用
清末至民国时期,以音乐为工具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的思潮是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冯长春在其博士论文《20世纪上半叶中国音乐思潮研究》中将这一思潮称为“音乐启民思潮”.⑨音乐启民思潮中,人们对于音乐的社会功能予以强调和重视,这一思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在不同的阶段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启民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清末民初表现为文化启蒙,20世纪20、30年代表现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抗战时期则体现为用音乐来宣传抗日,救亡图存.20世纪30年代的音乐启民思潮在《音乐教育》杂志中有十分鲜明的体现.音乐人就音乐社会功能的论述不时出现在《音乐教育》中,唐学咏的《音乐的社会作用》、艺轻的《音乐救国》、萧友梅的《音乐的势力》、沈隐痕的《由音乐艺术谈到社会文化》、青主的《音乐当作服务的艺术》、蔡脱妲的《音乐的效用》和《谈谈音乐的功用》、章枚的《歌唱艺术的复兴》等文章对于音乐的社会作用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从音乐启蒙到音乐救国都是对音乐启民的一种理解与认同,唐学咏在《音乐的社会作用》一文中回答了什么是音乐的社会作用?即“一人受了这化育便迁善一人,一民族受了这化育便迁善一民族.无以名之,名之曰音乐的社会作用.”[4]艺轻在《音乐救国》中则将音乐与社会秩序联系起来谈到音乐所具有的强大的社会作用,“凡是一个文明的国家,音乐教育,一定是很发达的,西洋人士,以为高尚的人,非平素接近音乐,不能营养精神生活,和每日不吃饭,不能营养身体一样,故谓‘音乐,乃精神的食料’,我们屡屡经验过；在电影院里,或是京戏台下,未开幕以前,嬉笑,怒骂声,五香瓜子声,鼓掌辟拍声,站着,坐的,走的,放纸箭的等形形色色,乱七八糟,种种无秩序无组织的表现,真是难以描写,试问当时,有那种力量,可以镇压下来?但是等到音乐片子一开,锣鼓一响,便寂然无声的一个个注目贴耳.”[5]沈隐痕在《由音乐艺术谈到社会文化》中对音乐的社会作用作了如下阐释：“在一个沙漠似的人生,我相信,只有藉着艺术之花来收获些慰藉；就是人类的自私,自利,虚伪,残酷等等,这些恶习,也许只有艺术的力量,可以澄清扫减吧!我更相信,假若人类的生活与精神的文明相隔绝的话,可以说便与下等动物毫无分别了；”[6]在《音乐当作服务的艺术》中青主说：“音乐当作服务的艺术,是指那些同音乐以外的一切主题服务的音乐来说,以别于那些为音乐的本身而创作的音乐.比方一首民歌,不问它是党歌,国歌,或是用来书写市民生活的歌,都属于前一种,因为它是同某一个党,某一个国家,或一般市民服务的.如果是一首艺术乐歌,那么,除了创作艺术的意义之外,它是不同音乐以外的任何一个主体服务的；音乐它不肯受到外界任何一种的限制,所以亦叫做自由的艺术.如果在一个国家之内,没有属于自由的艺术的音乐产生,换句话说；没有这一类音乐的作曲家的产生,那么,这一个国家在我们的音乐世界里是得不到任何一个地位的.”[7]与强调音乐有强大社会作用的观点相比,青主的观点显得独树一帜,青主对于将音乐为社会服务的工具化进行了批判,强调了音乐的独立性.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音乐的社会作用随之变化为用音乐宣传抗日救国,章枚在《歌唱艺术的复兴》一文中说到：“在现阶段中国的环境,更把歌唱艺术造成了在音乐上是最主要的音乐,在艺术上也占着颇重要的位置,在民族解放运动上更是不可少的斗争工具.这完全是客观环境的需要使然,不是什么人提倡的结果,他也不需要人去提倡.游行示威时少不了他.为了这个,各地风起云涌地组织了民众唱歌团,一面预备演奏给大众听,一面另外开班教他们唱,使他们学会了这新工具,同时又无形中组织了他们,教育了他们.”[8]1934年萧友梅在《音乐教育》第3期上发表的文章《音乐的势力》[9]阐释了他的音乐改造社会观,文章最初是一篇上海教育局举办的通俗学术播音演讲稿,后来被多份杂志登载,包括《音乐教育》、《艺声》和良友出版社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联合出版的《音乐杂志》.文章对音乐社会作用的夸大早有外国学者琼斯的文章对其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安德鲁·琼斯（AndrewF.Jones）在其著作《留声中国——摩登音乐文化的形成》一书中将萧友梅对音乐的社会作用的夸大及音乐与政治活动结合的观点作了分析和批判,作者甚至将萧友梅颂扬音乐的强大势力与法西斯美学联系在一起.按照琼斯的说法萧友梅是“音乐现代化工程的首席工程师”,其实如果考虑到这一身份及20世纪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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