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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其中有两座五鼎墓,出土器物尤其可观.经初步调查和勘探,已知该地带是一片范围较广、跨时甚长的秦国墓区,有春秋早期也有春秋中、晚期乃至战国时期的墓葬,且多为贵族墓葬.这表明,在秦都东移关中后,此处仍有公族留守.从其位置和规格看,这应当就是秦国最早的一处国人墓地.它与大堡子山公陵一南一北成犄角之势,共同拱卫着国都的西郊.这片墓区的发现,更坚定了我们对秦都西邑地望的判断.

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面世,不仅受到社会各界的深切关注,也引起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也随之展开.2006年,由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五家单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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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04;的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又在大堡子山地区开展了新的调查发掘工作.以下我们对其成果分三项作简略介绍.

首先,对大堡子山城址的发掘.

城址位于大堡子山顶部西南向和东北向相连接的两道山梁上,平面大致呈长方形,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城墙依山势而修,夯土建筑,大都残毁严重.东西断续长约1000米,南北断续长约250米.东北角一处保存较好,长约5米多,残高约3~4米,夯层厚8~12厘米.20世纪发现的秦公大墓及车马坑、新发现的乐器祭祀坑及大型建筑基址,均在城址内,中、小型墓葬城内也有零星发现.发掘报告坦承:“大堡子山城址的城墙只是经过了初步调查和钻探,尚未试掘,有关城墙的准确走向和详细结构,以及城墙的建造和废弃年代等尚不明了,有待于进一步开展工作.”⑤笔者陋见,从该城址的位势、规模,尤其是城内文化遗存(主要是秦公大墓、车马坑、乐器祭祀坑、府库建筑和中小型墓葬)看,城墙当为保护陵园而建,并非常规性的民众居邑,更不可能是都城.

其次,对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

基址(编号21)位于城址内南端高处两个相邻的台地上,为夯土建筑,呈南北向纵长方形,南北长107米,东西宽16.4米,东西两墙基间宽11.4米,基槽深1.12米,宽3.2米,夯层7~10厘米.东西两墙之间的正中位置,有南北一字形排列的17个柱础,础间距约5米,另有一柱础被移位至西北方5米以外处.柱础石质,为当地有所暴露的青灰色页岩,形状不规则,未经加工,个别柱础由小石块堆积而成.室内地面基本上全被破坏,残存小片地面显示与柱础石面相当,柱石应为暗础.未发现木柱腐朽后留下的柱洞痕迹,表明立柱非建筑物隔墙所用的墙内柱.未发现瓦片堆积,因地表破坏严重,也未发现门道和台阶一类设施.综合诸因素考察,这应是一座具有梁架结构的两面坡式建筑,估计为茅草屋顶(图6).

基址夯土内出土两件可断代陶片,时代为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基址内发现分别属于春秋早期偏早和战国时期的墓葬,前者被基址打破,后者打破了基址.这可以确证,该建筑始建于春秋早期偏晚或中期偏早,而至战国时期即被废弃.发掘者认为,这应是一座大型府库类建筑,“始建年代与被盗秦公大墓的年代大体相当或稍晚”.⑥

第三,对祭祀遗迹的发掘.

这是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田野考古收获最丰硕、意义也最深远的后续发现.

祭祀遗迹位处被盗秦公大墓M2西南方约20余米的平缓地带,包括1座乐器坑、4座人祭坑、6个灰坑.附近盗洞遍布,最大一个盗洞紧贴乐器坑南壁而过,相距仅20厘米.乐器坑有幸未遭毒手.

乐器坑(K5)呈东西向长方形,东西长8.8米,南北宽2.1米,残深1.1~1.6米,距地表深1.92~2.06米(图7).坑内乐器分两排设置,坑南部置青铜编钟与编镈,靠坑壁一字形摆开,8件甬钟在东、3件镈在西.编镈由西向东依大小顺序排列,编钟则以大者在中间的方式置放.钟镈均有挂钩,在器上或器旁.钟镈表面残留布纹痕迹,说明入坑时包以麻布.3件镈上或其侧各有1件铜虎,钟镈及虎的纹饰沟槽内均发现朱砂残存.钟镈北侧为钟架,存有时断时续的木质朽痕,由朽痕可知是用一根东西向长方木条和两根南北向短方木条构成,长8.8米,宽1.97米,外表经髹漆,但纹饰已无法辨别.未发现钟架上附有铜质构件,且钟镈皆安放于木架一侧而未悬挂,可猜测钟架为象征性冥器,非实用物.坑北部置石编磬与磬架.编磬5件一组,共两组,按规格大小依次由西向东排列.磬架亦木质,形制与钟架近似,长2.5米,宽0.8米,有髹漆.编磬发现于磬架之下,不排除悬挂摆置的可能.磬的形制,与被盗大墓中所出相同,股、鼓两边都微凹呈弧线形,显示出秦磬的特色.

最大镈通高66厘米,体高48.5厘米,铣间距37.2厘米,舞长径29.4厘米,短径23.7厘米.平于,椭圆口,舞面中央开长方形孔,透雕扁体龙纹繁纽,镈身附4条透雕蟠龙纹脊棱,其中两条上延至舞部与繁纽相接.舞部以脊棱为界,分饰对称的4组龙纹.镈身被脊棱分为4个上下镶袢带的纹饰区,区内分饰对称的组合龙纹图案,上部为双首龙纹,下部为单首龙纹.三镈形制、纹饰大致相同,繁简略异,规格递小.造型宏伟,装饰华美,铸制精良.最大镈鼓部铸铭6行28字:“秦子作宝龢钟,以其三镈,厥音鉠鉠雍雍.秦子畯命在位,眉寿万年无疆”(图8).每镈附一铜虎,虎体中空,顾首向上,呈蹲踞状.三虎长分别为22.6厘米、22.4厘米、21.7厘米,宽分别为8厘米、11.1厘米、7.9厘米,高分别为11.1厘米、8厘米、11.3厘米(图9).有学者主张铜虎也是一种乐器,是用来为镈止音的,即古文献中所说的“敔”.⑦笔者认为,铜虎和大墓中所出的金虎、铜虎性质相同,显示某种神秘的宗教意义,对葬品起守护作用.这种举措当和嬴秦成为西方诸侯国后日渐昂扬的崇虎情结有关.⑧

8件甬钟形制、纹饰基本相同,规格依次递小.最大钟弧于,椭圆口,通高43.7厘米,体高31.5厘米,甬长12厘米,舞长径19.6厘米,短径15.3厘米,铣距22.2厘米,附钩.舞部分4个对称纹饰区,饰阴线卷云纹,钲部左右各分5个篆区,每区凸3枚,鼓部饰左右对称的阴线顾首夔龙纹.

乐器坑附近有4个人祭坑,形状与大小不一,共殉6人,其中4人为儿童.或俯身屈肢,或蹲坐蜷伏,或双手掩面,或骨架残缺倒置,其相甚惨.

乐器坑与人祭坑距秦公大墓(M2)很近,且与大墓及所附车马坑方向一致,可以肯定和大墓有关.因尚未发现西周至春秋时期以乐器坑陪葬贵族大墓的先例,故发掘者认为这不属秦公大墓的从葬或附葬内容,而应为祭祀遗迹.⑨这种分析是正确的,出土器物的时代特征也能辅证.已有学者对已知秦镈体高与铣间比、主体纹饰个性、铭文内容及至字体风格,作过对比研究.结论是大堡子山乐器坑所出镈的时代,比陕西宝鸡太公庙所出武公镈的时代要早,而比上海博物馆所藏出土于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的秦公镈时代要晚.⑩也就是说,乐器坑不大可能与秦公大墓同时修造,它应当是大墓墓主的后嗣为祭祀先公而兴建的.在此还须提及日本MIHO(美秀)博物馆所藏传出大堡子山秦陵的编镈和编钟(件数不全),其规格与乐器坑所出相近,而形制和纹饰则几乎完全一样.其甬钟铭文除了因不是编镈而少“以其三镈”一句外,内容全同于乐器坑所出镈铭,句式、语气、字体如出一手.如”秦”字,均为省臼而从三禾,这是该字后起的一种颇具个性的写法;又如“年”字,皆简笔写成近似“人”字形.笔者曾撰文指出,MIHO博物馆所藏那批秦子乐器,与乐器坑新出乐器当为同时铸造,乃另一座秦公大墓(M3)的祭品,而作器者秦子当为同一个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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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便提出了两个新的也是近些年来学界正在探讨的问题:乐器坑的主祭者也即镈铭中的秦子究为何人?他与大墓墓主是什么关系?问题很不容易解决,因为这既牵涉到对“秦子”义涵的诸种解释,又取决于对M2墓主的判断是否正确.所以,答案可谓众说纷纭.秦子指谁,较有影响的即有静公、出子、宪公、宣公诸说.同上文对两座大墓墓主为襄、文二公的判断相照应,笔者认为镈铭中的秦子当为宪公,“秦子”乃宪公在文公丧期内的自称.12宪公在为其祖文公营建乐器祭祀坑的同时,也为其曾祖即开国之君襄公营建了一个.该祭坑已在大堡子山盗掘浩劫中破坏掉了,日本MIHO博物馆所藏秦子器即为该祭坑所出.学者们考证这两批乐器时代在秦公大墓之后,又在武公时代之前,也正与宪公的时代相当.

大堡子山遗址的后续考古成果,内容丰富,意义重大,不仅进一步夯实了该遗址为秦公陵园的性质,也为遗址的规模、范围、格局和时代,提供了更全面、更确切的实证.陵园护卫城墙及大型府库基址的揭示,反映了嬴秦对先公墓茔的深度眷顾,印证了我们过去所作秦都东移后仍有公族率部留守故都、保持宗庙陵畤祭统的论述.乐器祭祀坑的完整发现,不仅使学界对嬴秦祭祀制度及重乐传统有了新的认知,也使人们对秦国青铜工艺进步之快有了直观的感受.秦子镈铭引发学界对秦公大墓墓主及主祭者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并关联到对秦国公室宗法伦理的辨析.这一切都在文献记载同田野考古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大幅度开拓了秦史、秦文化研究的视野,把这一领域的学术进展推向了新的高度.

[注释]

①李学勤: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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