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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满足旅游人才市场的专业分工和需求规律,旅游职业教育就会失去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空间.因此,旅游高等职业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其通过人才培养实现与所属产业和市场的紧密接轨和互动发展.这既是一种国际惯例,也应该成为我国探讨旅游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问题的前提条件.第二是要树立旅游人才市场专业化分工的观念.要科学划分各类旅游技术型人才的需求内涵和特点,按照在整个旅游人才需求层次谱系划分和选择高等职业教育的市场分工和目标定位.并在此基础之上,进选准自身发展目标,形成培养特色.否则,旅游职业教育发展就有可能误入歧途.

二、旅游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模式

上文我们特别强调,旅游职业教育应该区别于普通教育,要体现出自身特有的发展规律.那么,文章的第二个问题是,旅游高等职业教育培养模式的主要特色是什么?由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以往的特点自成体系,缺乏与国际职业教育经验和规律的系统对接.因而,当下的任务应该是打破封闭思维,认真从国内外的先进经验中汲取智慧.以下我们选取国际上公认的两个成功范例,从中探寻和揭示世界旅游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特点和规律.

范例1：澳大利亚以技术与继续教育结合为核心的高职教育.

澳大利亚是国际上公认职业教育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认识到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于1973年成立了一个以著名律师耶·坎甘为主席的咨询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著名的《坎甘报告》,提出把技术教育与继续教育（TechnicalandFurtherEducation,以下简称TAFE）结合到一起,建立新型的TAFE学院,实施以资格证书和实践能力为中心的新型技术与继续教育.在澳大利亚联邦及各州政府的支持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TAFE学院成为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主要提供者,在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和高等教育系统中居主体地位.90年代中后期,随着澳大利亚资格框架（AustralianQualificationsFramework,简称AQF）、澳大利亚认证框架（AustraliaRecognitionFramework,简称ARF）、澳大利亚新学徒制中心（NewApprenticeshipCentres简称NACs）等相继建立起来,使得该国所有义务教育后的教育培训资格认定都统一采用国家资格体系,并通过使用12级资格规定了与初等和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培训、高等教育（大学）分立与贯通的制度体系.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还规定,由不同行业根据国家框架体系负责制定本行业的能力标准,集成为培训包.再由各TAFE学院根据培训包的要求设置课程,组织实际教学工作,并对毕业生和受训者的学习成绩进行考核,受训者可以凭不同等级的证书参加工作或更高层次（包括大学）的学习,合格者可以获得全国通用的证书[3].

总之,在澳大利亚政府的扶持下,找到了一条以学校为本、产学合作的职业教育成功发展道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证书、学位、学历和职业要求都是相对应的,教育界与产业界采用统一的能力标准和证书体制,不同的州各TAFE学院以及企业间相互承认,这不仅为政府统一采购创造了条件,对于TAFE的进一步发展也极为有利[1].这种做法对于像我国这样由政府主导职业教育的国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范例2：台湾地区以“建教合作”为特色的技职教育.

我国台湾地区大规模发展技职教育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是以1974年3月1日“国立”台湾工业技术学院正式创校作为标志,主要是适应当时工业科技化时代对专业人才的需要,此后获得巨大发展.

台湾教育的特点采用典型的双轨制体系,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从中等教育到研究生教育保持两根平行轨道,两者之间又可以相互贯通,为学生自主选择提供极大方便.台湾的职教体系独立性很强,相对而言比较完善.在高等职业教育层面,主要是由科技大学、技术学院和专科学校承担.其中,科技大学和技术学院以培养高级技术及管理人才为宗旨,专科学校则以养成中级实用专业人才为宗旨,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共同构成完善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台湾高职教育非常注重院校与企业合作办学和培养人才,强调院校办学要理论与务实并重,称为“建教合作”.即：高职院校要依据学生的培养目标规划在校期间的职业准备课程,通过院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安排,既要使学生接受相关知识的教学,又能在训练岗位接受入门的就业知能训练.并通过业界的实习,使学生能将理论应用于实务当中,提升学生的实操能力.这种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就业能力,也很好地拓展高职院校的发展空间.

高雄餐旅大学“三明治教学”和“菁英培育计划案”是“建教合作”的典型做法.台湾高雄餐旅大学前身是1995年成立的高雄餐旅专科学校,2000年,学校改制为高雄餐旅学院；2010年,再晋升成为高雄餐旅大学,成为亚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际旅游名校.

台湾学者容继业认为,台湾“三明治教学制度”创始于高雄餐旅学院,即要求学生在教学环节中实施“校内上课”、“校外技能训练”的轮调,使其在做中学,学中做的磨练下,能将所学理论与实务结合起来,借以提升学生的实操能力.高雄餐旅学院于2007年又提出了“一年实习、两次分发、多元配套”的校外实习制度,进一步扩大学生的产业实习机会,同时又以国际化眼光,开发学生的海外实习机会,开启了校企合作“多元整合”的新契机[4].

该校目前正在实行“菁英培育计划案”.其中的人才培育方案进程提出了“大一猛扎根,大二有靠山,大三去实习,大四考证照”的培养模式.其中,“大一猛扎根”是面向新生宣传、举办说明会和人才甄选等方式,让学生尽早树立明确的职业目标；“大二有靠山”通过每月奖助学金、每月书籍阅读、全名英检中级测验、日文测验三级以及上下学期个案报告等方式,训练学生的基础素质；“大三去实习”借助于学校拥有的一流实习单位,通过一年时间,培养学生扎实的职业操作能力；“大四考证照”即要求学生必须考取全民英检中高级、日文检测二级、领队证照、导游证照、旅游业毕业专题等证照,依此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还要求学校在与业界紧密合作的基础上,培养学生从事旅游业的“积极意愿”,促进学生实现“大学生、大计划、大未来”的“生涯”与“职涯”规划的结合[5].总之,通过上述两个典型案例,研究提出如下观点：第一,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的首要任务是要持续提升学生的职业认知和实操能力,知识教育不是职业教育的核心目标,满足旅游产业对人才实际操作能力的要求才是学校的办学方向,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必须借助于院校与产业或企业的紧密联系和互动发展.换言之,旅游职业院校必须紧密联系旅游企业办学,要不断拓展学生的实践机会、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第二,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不是基于行政权力的直接操控,而是应制定宏观政策调控旅游人才的市场供求关系,并引导旅游院校的人才培养要保持与社会和产业发展目标一致.反观国内旅游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中,或者失之于政府干预过多,束缚了院校的自主发展能力；或者是放手过多,使院校缺乏应有的成长环境.因此,当前探索合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人才培养模式,不仅仅是各院校的责任,也是政府、产业乃至社会的共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