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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立下来.今天我们了解《哥德巴赫猜想》的这段长期被湮没的史前史,对于那个年代的文学经典生产程序就有了更加直观的理解.继《哥德巴赫猜想》之后,贵為“国刊”的《人民文学》编辑部在1979年又集中推出了《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被公认為新时期之初“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然而,一旦知晓这篇小说的史前史,我们就会明白这确实是一篇带有“集体写作”遗痕的作品.作為《人民文学》编辑部组稿的产物,《乔厂长上任记》的创作始末表明,它既是编辑部集体意志的体现,也隐含了作者自身个体命运的诉求.虽然这篇小说的署名是作為个体作家的蒋子龙,但根据责编涂光群在接受张书群的访谈中披露,代表着当时新兴的国家意志的《人民文学》编辑部是作為潜在的集体作者而隐匿在个体作家之后的.“文革”结束后,许多“复出”作家沉浸在“伤痕”文学思潮中不能自拔,这导致批评界关于“缺德”文学的讥评.这时候需要有作家站在“改革”的历史新起点上写作“歌德文学”,特别是能写出反映工业战线上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的作品,而蒋子龙正是《人民文学》这一选题策划的不二人选,因為蒋子龙曾在1976年《人民文学》复刊号上发表过工业题材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有公认的驾驭这一题材的能力.但蒋子龙此时还是一个“问题作家”,当初他因為《机电局长的一天》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到批判,后来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也是為了洗清这一次“政治污点”,他又在《人民文学》约稿下写作了农村题材小说《铁锨传》,但这篇“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小说随后又受到了批判,在“文革”后的“揭批查”运动中受到政治清算,经历如此反复的政治波折,蒋子龙的创作由此陷入沉寂.然而《人民文学》编辑部力排众议,决定重新启用蒋子龙并向他主动约稿,如今看来,这是造就当代“改革文学之父”的关键性举措.“写什么”和“由谁写”的问题一经决定,剩下的就是作家“怎么写”和读者（批评界）怎么接受的问题了.据责编涂光群说,蒋子龙的这篇小说最初题名《老厂长的新事》,《乔厂长上任记》这个题目其实是责编涂光群改定的!他说,改名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出于文学层面的考虑,我觉得《乔厂长上任记》比《老厂长的新事》文学色彩更强一些,更能抓住读者的眼球,改名后显得更為开阔一些.另一方面主要出于政治层面的考虑,因為当时邓小平已经重新上任,开始正式主持中央工作,所以《乔厂长上任记》也在某种意义上暗示了这一政治形势.”今天看来,涂光群的改动对这篇小说的意义重大,兼具文学性和政治性,尤其是标题的政治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很难设想,如果沿用原题,这篇小说在当时还能否取得不胫而走的轰动性效应.今天人们瞩目的是《乔厂长上任记》在文学史上的耀眼光环,而遗忘了当年伴随着轰动效应的一番是非曲直.当时以周扬、张光年、陈荒煤、冯牧等為代表的北京文艺掌门人属于这篇小说的力挺派,而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刘刚為代表的否定派也十分强势,他们认為小说中“郗望北”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违背了党中央“揭批查”和“思想解放”运动的精神.这一文坛官司甚至打到了胡耀邦那里,而《乔厂长上任记》最终能摘取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据说也是与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的大力介入和支持分不开的.今天我们当然能够平静地看待当年围绕着《乔厂长上任记》的一番幕后斗争,但隐含在那场幕后斗争中的权力话语身影不也能引发我们对“新时期”文学生产机制的深层思考吗?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為历史跨入“新时期”之后,“八十年代文学”也就彻底摆脱了“五十至七十年代”计划性的文学生产机制,事实上,以《乔厂长上任记》為代表的“名作”或“经典”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属于计划性的文学生产机制的产物.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蒋子龙写这篇小说并不完全等同于革命年代所流行的“三结合”式的集体写作模式,如“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之类,因為在“郗望北”这个争议人物的身上.其实隐含了作者為曾经在“文革”中“失足”的自己鸣冤抱屈的个人诉求.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更清晰地看到这篇小说的生产模式的过渡性特征,即处于从革命年代的计划性集体型文学生产机制,向改革年代的市场性个体型文学生产机制的历史转折点上. 翻阅程光炜主持的这一组具有“八十年代文学史前史”性质的文学编辑访谈录,还能给人以另一种深刻的启示,即所谓“新时期文学”并非是长期以来我们的众多当代文学史教科书所描述的那种“远离政治”或者“摆脱政治”的“纯文学史”,恰恰相反,那个时代的文学写作同样与政治密切相关,权力话语的触角无处不在,只不过相对于“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而言,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或干预更加隐晦、更加处于幕后罢了.像白桦的《苦恋》那种触犯政治禁区而遭致批判的作家作品,在八十年代的文坛上毕竟是少数,不比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坛几乎被各种政治风暴所席卷,这大约也是人们在叙述新时期文学史时一般倾向于忽视政治影响的重要原因.然而,从《班主任》的责编崔道怡的访谈录中,从《哥德巴赫猜想》的责编周明的访谈录中,从《乔厂长上任记》的责编涂光群的访谈录中,我们确实都能发现在新时期之初的历史语境中政治对文学创作的干预和影响,通过编辑部的选题策划、物色作者、修改文稿、组织评奖、幕后政治斡旋等途径,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触角抵达了文学写作的所有生产和接受环节,而我们平常所看到的不过是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罢了,而且这冰山一角仅仅是历史的显相,至于历史的隐相,或日秘史、史前史,则被政治的新秩序所稀释、淡化掉了.这样的历史显影显然是不可靠的,因此我们以前关于八十年代文学史的很多叙述也是不可靠的叙述.其实不仅仅是上述三部作品的生产与传播、接受诸环节受到了主流政治的干预,从《人啊,人!》的责编——花城出版社的老编辑杜渐坤的口述史中,我们更能看出在那个历史转型的关头,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力量对一个作家或者一部作品的争夺和博弈.围绕戴厚英的创作,上海主流文学界和广东文学界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极力贬斥,后者大力维护；前者的态度中隐含了那个年代的极左思想遗毒,而后者则代表了新时期之初新兴的思想解放潮流.虽然戴厚英的《人啊,人!》在随后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运动中受到批判,但毋庸讳言,它作為新时期第一部正面呼唤人道主义的长篇小说.其文学史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与戴厚英相比,年轻的张炜在八十年代的隐型政治文学语境中也遭遇过困境.据《古船》的责编何启治披露,《古船》在《当代》编辑部也曾出现过不同意见,当时编辑部领导孟伟哉和朱盛昌认為小说第十七、十八章中涉及土改扩大化情节,必须修改,必须加强正面力量,写出乱打乱杀不是党的基本政策所致,而是没有正确执行党的路线的恶果.张炜在经过与何启治的商量后,增写了一千多字的关于土改工作队王队长制止流氓无产者乱杀无辜的情节,从而确保了基本政治方向上的正确性.尽管如此,《古船》单行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还是遇到了麻烦,而且《（古船）评论集》也最终流产,《当代》刊登的由何启治执笔的《古船》研讨会综述也未能正面报道,事后何启治承认这是一篇在当时领导干预之下的违心之作.何启治还顺便谈到《白鹿原》的发表,1992年陈忠实正是在听到了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消息后,才鼓起勇气把《白鹿原》的手稿寄给了《当代》编辑部.陈忠实敏锐地感受到了新一轮思想解放的气息,倘若还是停留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政治语境中,陈忠实不可能选择及时将《白鹿原》公之于世,我们的文学史就将是另一番面目了.
格外需要指出的是,程光炜主持的这一组八十年代文学编辑访谈录对于我们从文学杂志和出版社的角度来研究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尤其是“重返八十年代”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和价值.从崔道怡、涂光群、周明这三位《人民文学》资深编辑的口述中,我们可以得到关于《人民文学》的老主编张光年的一些宝贵的史料,张光年在那个历史大转型的关头对中国当代文学历史进程的强力推进,是值得后人铭记的!学术界近些年来对晚年周扬的研究十分深入,但对于晚年张光年的研究似乎还有深究的必要.一个文学刊物的主编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像《人民文学》这样的“国刊”就更是举足轻重了.研究大型文学期刊或出版社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机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建构当代文学史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需要让那些淹没在前台幕后的关于文学经典诞生的故事显现出来,而文学编辑访谈录或口述史所起到的正是关键性的核心作用.从《古船》的责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何启治的口述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他对《当代》杂志失去了《九月寓言》的首发权所感受到的深深遗憾.尽管何启治曾经為《古船》在《当代》的顺利问世立过不小的功劳,但他还是无法挽回《当代》拒绝《九月寓言》的结局.这主要还不是因為政治原因,虽然《当代》的老主编秦兆阳坚持认為《九月寓言》描写革命年代的农村时存在着政治倾向性问题,但他更多地还是强调《九月寓言》“没有以现实的合理性為虚构的基础,没有真实反映解放后农村的实际状况”,这是与《当代》多年来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相违背的.所以从何启治的回忆中,我们并没有感受到秦兆阳是一个极左的文学杂志主编的印象,相反我们感受到了老作家秦兆阳的坦诚和坚守,显然,这样的口述细节对于我们研究当代文学史是十分难得的史料.秦兆阳与路遥、秦兆阳与张炜等像这样的作家与编辑的话题应该成為我们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惟其是因為艺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所以张炜的《九月寓言》才能转而发表在《收获》杂志上,因為《收获》和八十年代后期由林斤澜、李陀主笔的《北京文学》正是以发表探索性的“先锋文学”而著称的.我们从余华的代表作《十八岁出门远行》的责编付锋的访谈录中可以得到不少这方面的杂志史信息.余华曾经说过：“《北京文学》对他像父亲对儿子一样,他对《北京文学》像对情人一样.”八十年代的《北京文学》对余华而言正可谓父爱如山,不可改变；而他后来在文坛声名渐长,且《北京文学》主编易位,办刊倾向偏重于写实文学,余华的先锋小说作品也就只好更多地交付《收获》这样一直坚守文学实验探索的期刊发表了.总之,这一组文学编辑访谈录已经為我们勾勒了不少文学杂志和出版社的精神侧影,这对建构当代文学史前史是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
其实,我更愿意把这一组文章定位為“文学编辑口述史”而不是“文学编辑访谈录”.在我看来,这一系列正在进行中的“文学编辑口述史”所体现的正是长期以来当代文学研究中所缺乏的实证方法和精神.从搜集资料出发,建立当代文学史料学,这将是当代文学研究走向历史化的必由之路.近人王国维首倡历史研究中的二重证据法,以為“纸上之材料”应与考古所得的“地下之新材料”相印证.后来陈寅恪将其意表述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我们从中不难得到启示.我们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不能仅仅只重视作家的自述文字和批评家的即时评论文字,那不过是“纸上之材料”而已.相对而言,“文学编辑口述史”可以被视為类似考古学所发掘的“地下之新材料”,我们应该将其与作家和批评家的“纸上之材料”“互相释证”,去伪存真、洞幽发微,把实证精神与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落到实处.惟其如此,我们的当代文学学科才能庶几乎走向成熟.我之所以更愿意接受“文学编辑口述史”的说法,是因為在我看来,访谈人在与受访人（文学编辑）对话时,最好处于穿针引线的“线人”状态,而不能喧宾夺主,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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