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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特定时期一种文化现象的“伤痕文学”在发生到回忆的历史隧道里经过了解说与被解说的文学史过程.本文旨在梳理“伤痕文学”思潮的发展脉络和历史命运及其内在规律,特别要整理并揭示以李杨、程光伟为代表的“重返八十年代”与“伤痕文学”的关系,从而准确定位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文学思潮.
关 键 词：伤痕文学；现实主义；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35-0-02
一个开放的、进步的国家和集体,不仅当允许多种声音,甚至是对立声音的存在,更当公正客观地“书写”.从程光伟和李杨等人主持的“重返八十年代”文学活动,以及《辽宁日报》分专栏兴起的“重估中国当代文学”的尝试中,我们八零年代后出生的一代,终于在主流叙述之外听到了一次多声部的“画外音”.我们这一代人永远无法用大写的“我们”去谈论风风火火的八十年代,这样一种历史的集体缺席,更让我们对历史与文化的真实面貌缺乏整体全面的认识.
新时期首当其冲的一个文艺思潮,“伤痕文学”思潮,被写入文学史,编入文学体制.说起文学制度的构成要素,有文艺政策、文艺斗争、作家协会、文学联合会、文学出版、文学评奖、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而这些要素在中国当代的“十七年”和文革十年期间的根本职能都是“为政治服务”,接续这两个历史时期的是“新时期”,是否摆脱了这种文学被政治束缚的“怪圈”,不妨从这些文学制度构成因素投射在“伤痕文学”思潮这一视角做简单点评.因此,本文主旨在从新时期以来文学史对“伤痕文学”思潮的界定与近几年来,以李杨为代表的“重回八十年代——伤痕文学思潮”对“伤痕文学”思潮的重新评价两种声音出发,在这两种主要话语体系的对比中重访历史,启发读者“历史的阐释”可以有更多可能性,无论能否回到历史现场,我们都应当而且必须独立思考,挖掘本源,力求客观评价历史书页中的文学思潮.
一、“伤痕文学”思潮：文学史书写
纵观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不难发现,“伤痕文学”思潮的研究或一笔带过,轻描淡写；或止于对表面现象的简单摹写,未对思潮的成因、发展及迅速消失的原因作深入挖掘.这种史料的堆砌或歪曲造成的直接后果,使成长并成熟于九十年代的人无法了解到“伤痕文学”思潮背后的历史真实和文学社会价值,显然,这样的书写是不负责任的.时过境迁,随着诸如陈晓明等评论家以超越历史的立场,对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思潮重新研究与反思,我们看到一部部以崭新面貌出现的“当代文学思潮史”,它们试图从文学思潮的兴起、发展及消失的成因与运作机制出发,揭开历史的面纱,还文学史中被遮掩的人和事一个公正的评定.鼓且不论这些努力的文学史意义,单就其为历史做出更深入和公正的阐释,就令人敬佩和发人深省.
早在1985年,“伤痕文学”思潮偃旗息四年左右,郭志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虽将其评价为,“报导着一个新时期创作高潮正汹涌而来”,但却未列出专章对“伤痕文学”思潮做详尽研究.“伤痕文学”作品也只是作为单个作品来做评价,而非将其作为“思潮”个案做症候式的研究.这种刻意一带而过的记录方式无独有偶地出现在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中.这样的文学史的书写方式显然与1979-1981年间,“伤痕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界形成的繁荣景象及“伤痕文学”思潮所引起的社会影响互成悖谬的,这一点还有待于深究.
张器友在《现当代文学思潮散论》中,认定“‘伤痕文学’既是现实主义思潮复苏的标志,同时也是新时期人道主义激情复苏的标志.”,并举出《班主任》“救救孩子”的呼声；《伤痕》揭出对人性的扭曲,伦理道德的沦丧,呼唤人性；《人到中年》、《高山下的花环》,颂扬人的崇高精神并重视人的价值.当时对“伤痕文学”思潮的研究既没有揭出其历史反思的局限性——单纯对四人帮的批判与揭露,更没有挖掘这场思潮兴起与发展乃至最后消失的操作机制.这一点吴秀明在《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中明确指出了：“‘伤痕文学’按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对‘文革’十年四人帮对人民造成的肉体和精神的损害进行了控诉.这就证明,真正‘现实主义思潮’的复苏还没有开始,只是已经开始摆脱‘文革模式’,艰难尝试中.”
二、新时期以来,“伤痕文学思潮”的再读
谈到“回到八十年代文学现场”的问题,程光伟和李杨主持的“重返八十年代”学术专栏是绕不开的.他们在《当代作家评论》发表的《重返八十年代》提出了这一专栏的要旨和任务,即“通过重新理解八十年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读解当下中国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而思考文学的位置和意义.”可以这样说,他们的这次挖掘和研究正是许多研究者和理论批评家一直在潜心所做的事情,只有揭开八十年代政治权威下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规约,才能提升我们思考的深度,拓宽思想的维度.从哲学、社会学等角度跨学科地研究文学,无疑会为许多历时性的悬而未决的文学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严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多维度的知识结构.刘宾雁曾经说过,“有这么一个国家,统治者把一部历史变成谜语,来训练子民的智力.在近几十年中,很难找到一个时期,统治者能如此成功地把许多史实隐藏起来或肆意颠倒,使国人长久地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当然,他是作为个人对历史与个人的关系作出的感性倾诉,更理性一些的答案还有待于继续研究和探索.庆幸的是,经过对过去文学史和文学评论研究的梳理,许多前人研究已涉及到八十年代政治话语对文学的规约；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已经有许多研究者更深入地挖掘和探讨这一历时性的问题——八十年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以新时期初期首先登上文学历史舞台的“伤痕文学”思潮为个案,呈现研究者的研究情况.
（一）“伤痕文学”思潮：文学的政治体制化
贺仲明在《从控诉到反思——重论1980年代初文学思潮》中谈论了文学史对1980年代初文学思潮定位与评价,“过往的文学史,囿于政治论争中对八十年代初文艺思潮的简单界定,沿用‘伤痕文学’或‘暴露文学’.而将刘心武的《班主任》作为新时期标志性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批评界有意无意的‘误读',是缘于文学史建设的需要.”他认为,考虑到文学史的清晰性和周密性,应将文革后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笼统定义为“控诉型文学”——“政治控诉”.但他马上指出,这种“政治控诉”是在“政治体制的规约”中进行的.与之对应的,陈思和在《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指出,“八十年代初中国作家的知识分子主体意识得以恢复”,而在贺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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