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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相关论文例文,与寻找死难者(报告文学)相关论文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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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的累累罪行!
该再次重温沦陷之后同胞们的深重苦难!
该把传承历史当作我们知青一代人的使命!
该不仅因为国耻播种仇恨,还得让心灵充满人类的大爱!
知青们,《厦门晚报》发起展开日本侵华期间厦门死难者调查活动,我们应率先参与,我们希望很多知青来做一回这项活动的志愿者,请热烈响应我们的这一倡议.
还将《厦门晚报》7月21日的征集启事印出来:
让每个抗战死难者活在城市记忆里
展开日本侵华期间厦门死难者调查,欢迎广大市民提供线索
日军进攻和侵占厦门期间,厦门的死难者有多少?一些社会人士认为,“调查出每一个厦门死难者的姓名、职业、出生地、照片、死亡时间、地点、事件、性格、爱好、故事、遗物、家族、家庭、生前好友,把死者还原成活生生的生命.”
调查死难者,不是记住仇恨,而是记住历史.给历史一个明确的交代,让每个厦门人不忘那一段惨痛岁月.
《厦门晚报》可谓功德无量,60年一直被忽视的这桩大事,如今被朱家麟及同事们担当起来,可钦可敬!虽然,他们并非开先河.据本土文史专家洪卜仁所言,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及民间都做过相关调查,但收获甚微,其调查结果“比较粗泛”,后来就不了了之.据另一位本土文史专家龚洁所言:34年前的1971年,当时的厦门市革委会也组织一批人走访五通大队,调查日寇的兽行,统计了一批数字,了解了一些实况.由此可见,无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或者十年动乱时期,民族的深仇大恨都被记取.《厦门晚报》和厦门知青在隔了数十年之后,自觉地重做前辈未完成的这桩大事,实堪慰籍.当然由于时间久远,许多当事人故去,不少第一手资料也溟没无存,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意义之大也不言而喻.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被用了无数次的老掉牙了的比喻,恰恰最能真实生动地描绘《厦门晚报》这次调查活动所产生的辐射效应.全社会都支持《厦门晚报》,热线不断,报料不断,访者不断等日寇在厦门究竟杀害了多少人?厦门市档案馆吴仰荣处长提供了一套该馆保存完好的1945年“日敌在厦门市的罪行调查统计表”,有名有姓的死难者数百位,这是比较早、比较及时,但不是最完全的统计,还有不同的调查报告、不同的数字.寻找活动有了重大突破,令人高兴.
一批记者在路上,知青志愿者也行动起来.9月3日,《厦门晚报》以三个整版推出“抗战时期厦门死难者名单调查”专题报道,其中第5版整版对知青志愿者再次给予强力报道,主要知青志愿者谢春池、庄南燕、蒋彩伟、蔡丽英、洪维乐、陈宝英、吴丽珍等名字见报;该版《知青志愿者:将调查进行到底》这样写道:
由厦门著名知青作家谢春池牵头负责的厦门知青志愿者,顶着烈日深入社区,采访调查抗战死难者的亲属、知情人等.
谢春池非常强调在调查死难者这件事上,我们这一代应有的历史责任感.“如果我们这一代都不去了解,历史将出现更严重的断层.如果后一代问起来,我们一问三不知,那就太让人羞愧了.”
谢春池认为,知青们的一大优势在于,他们更能让被调查者有本土的文化认同感.
《厦门晚报》第一次全面报道知青志愿者是在8月12日,报道写道:《厦门晚报》总编辑朱家麟找谢春池商议此项调查,谢春池告白:“难度估计很大,但一定要做.因为知青正好介于被日本鬼子践踏的苦难上一代与享受雨露滋润的幸福下一代之间的负有责任的一代,有义务做这个事情,如果不做,历史就在我们这一代断裂了.”他呼吁:“这个事情要长期做下去.”陈宝英深入调查第一天就说:“这个事情值得做,必须做.”庄南燕说,这个事情现在没做,以后就更难做了.现在做的难度除了前述的几点,谢春池还指出知青自身的难度:一是这种志愿者本土未曾有过,二是知青手里没经费,三是有条件参与的知青人选不多.客观也是这样,最终只有十来个知青加入调查的行列.虽然不尽人意,却也产生了不小的反响.
8月8日、9日两天,知青志愿者开始深入调查,至9月初又走访若干人家,他们的交通费及买矿泉水的钱皆自掏腰包.8月12日《厦门晚报》报道:“志愿者两天走了八村,发现村村有人死于国难;老知青们说,他们对调查责无旁贷―――”《老知青已调查死难者150多名》的通讯十分抢眼,“谢春池参加了曾厝的调查,结果因为高温中暑,晕倒在路旁”,(应为“差点晕倒”,因为并未晕倒)他说,跟这些当年从苦难中走出来的老人面对面交谈,听他们讲述日军残暴,印象非常深刻.庄南燕描述说:“被调查的老人最年轻的也都80多岁了.有一位老太婆被日寇炸瞎眼睛,此后的人生都在黑暗中度过,我觉得老人对沦陷时期的回忆最发人深省.”
9月3日《厦门晚报》继续报道:“知青志愿者,在曾厝、前埔及西边社等地采访调查,幸存者的哭诉令人心酸”―――《死在“日本仔”手里的亲友太惨了》的专稿,公布了知青志愿者笔录材料,一批有名有姓的死难者共50人及没名没姓的数十人,及其死难简况被公布出来.其惨状丛生,不忍复述.记者报道:知青志愿者之一蒋彩伟女士告诉记者,自从在曾厝、前埔及西边社的调查结束后,他们继续寻访线索.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只要随口向本地亲戚朋友问起,总会有惊人的发现.
就在昨晚,蒋女士偶遇许女士,一问之下,许女士立即悲戚起来.她原是台湾人,抗战时父亲叔叔被日军杀害于厦门,叔叔尸骨无觅,她背着父亲的骨灰,和母亲一路哭回台湾.
记者报道:知青志愿者常有奇遇.在前埔正当某受难者的亲属带蒋女士到当年遇害地点诉说时,一位路人好奇地过来问何事.知情后,路人大悲,原来,他的舅舅在1938年5月13日遇害于莲坂.
这天的报道分量很重,用了3个整版,其中第3第4两个整版报道了前两天即9月1日召开的“抗战时期厦门死难者名单调查座谈会”.这天座谈会现场蓝色横幅会标印着白色大字“血痕泪痕犹在/国耻市耻难忘”,触目惊心.第3版头条大字标题《为了自己为了后代,继续找下去》、第4版头条又是大字标题《死难者调查留下了这代人的情感》,同样的触目惊心.与会者40多人,其中老三届知青除了朱家麟、谢春池、庄南燕、张世宜,还有市文化局副局长叶之桦、市政协副秘书长沈松宝、市方志办研究人员李启宇等.
座谈会开得异常义愤、激昂、热切.代表主办单位讲话的朱家麟开场白朴实、深刻,他说:
“我们之所以展开这项活动,起因于我读了一篇关于犹太人纪念馆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对比的报道.深受感慨啊!前者300万死难者,都有姓名,还有遗物等,而后者,大屠杀死了30万人,居然只有5%有名字.”
“没有名字,对不起先人,对不起历史,也对不起人类的良知.”
“没有具体的名单,具体的资料,怪不得日本右翼分子敢拼命地否认历史.”
仿佛在回应8月12日谢春池的呼吁,朱家麟说:
“等我们将继续做下去.”
在座的庄南燕甚为赞同地说:
“死难者名单永远搜集不完,因此,有必要永远做下去.”
在座的知青皆有强烈的认同.
沈松宝认为“如果再不抓紧抢救,以后就更难了”,他还肯定说:“《厦门晚报》‘寻找死难者’活动非常有意义”.李启宇则认为这个活动“使人们的注意力也关注到沦陷时期人民的苦难”.无论是有关方面的人士,还是文史专家,无论是调查志愿者,还是死难者亲属,都充分肯定这次调查活动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此举“首开全省先河”,“在全国也具有开创意义”.这项活动一开始就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厦门老三届知青、副省长汪毅夫极为关注,8月底寄来厦门抗战的珍贵史料―――两本书和两本复印资料,给死难者调查提供一些珍贵的线索和例证.
[1][2][4]市总工会原主席陈垂康给这个活动归纳了五句话:晚报牵头,知青承办,政府重视,全民参与,企业支持.
这次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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