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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相关论文例文,与寻找死难者(报告文学)相关论文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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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寒雨的春夜,羊公馆小聚
这应该是他们这一生注定要做的一件大事.
知青与抗战―――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名称与事件,却在2005年紧紧地联在一起,准确地说是厦门知青与厦门沦陷和厦门抗战―――一个弱势群体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紧紧联在一起.
2005年3月的某个冷雨飘洒的晚上,朱家麟、谢春池、庄南燕、汪一帆、张世宜等,在禾祥西路的羊公馆会面,他们商议一件在他们看来很重大的事情：调查厦门沦陷时期的死难情况.窗外一派寒意,屋内热气不断,几位知青兄弟谈及今年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活动感慨之余,对日本的所做所为无不愤懑.
这几位都是厦门当年插队闽西的老三届知青,他们的愤懑出自民族情绪,更出自人性与良知,而2005年日本的拙劣甚至卑怯的表演,无法让人不愤懑.
众所周知,同样是二战的战败国,同样面对历史,日本与德国为什么态度与表现截然不同呢?其最本质的问题在于日本的灵魂痼疾未愈.而德国已治愈自己的历史顽疾.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华沙,在犹太人墓地他突然双膝下跪于湿漉漉的石板地上,那一幕,无声地表达了德国人的深刻反省与真心忏悔,在场的各国外交官和记者无不动容；一跪震撼世界,至今还为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称道.此后,联邦德国总统赫利向全世界发表了著名的“赎罪书”.科尔任总理之后,成立了“赎罪委员会”.2005年,德国人的表现依然十分出色,在首都柏林历史性的标志建筑勃兰登堡门不远处,他们建造的占地达1.9万平方米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群,异常壮观地赫然屹立在人们面前.他们为自己竖起历史的耻辱柱.同时,德国政治家的言论同样振臂发聩：“德国人怀着惊恐与羞愧回首由德国人犯下的破坏文明的大屠杀,德国人对于由于其对人类犯下的罪行、同时也使德国蒙羞的那些人,充满憎恶与鄙视；德国人对于过去历史的反思没有终结点等”(引自总统克勒在纪念二战胜利结束的国家仪式上的讲话)“回忆战争、回忆种群屠杀和犯罪成了我们国家认同感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永久性的道德义务”(引自联邦总理施罗德专文).德国政治家的巨大道德勇气和历史责任感令全世界惊叹与深深的敬重.而2005年的日本,依然令全世界失望,更别说认同与钦佩.
战后的德国,宣扬法西斯主义的违法；战后的日本,其右翼集团在街头公开集会宣扬军国主义,只要不扰乱社会秩序,绝不会受惩罚.一直到2004年篡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岛归属以及当年的慰安妇、细菌战等一系列问题,不断地发生.小泉担任首相之后,此类问题更为突出,他个人每年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多次引发政治与外交风波.2005年日本的表现受到世界上所有具有良知的人的批评.
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村山针对二战向亚洲人民发表谈话,表示“反省”与“歉意”,同一天,以通产省大臣桥本为首的内阁成员10位,及100多位自民党议员却浩浩荡荡前往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无独有偶,十年后的4月22日,现任日本首相小泉在雅加达的万隆会议上含糊其辞地重复当年村山道歉的“台词”(稍后,又勉强尴尬地参加莫斯科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也是同一天,竟然有多达80余位的议员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仅仅到了5月16日,小泉就迫不及待声称要继续参拜.是的,日本也有战争纪念碑,那不是为亚洲各国的受难者立的,而是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甚至是战犯们建的,在静冈县伊豆半岛就有一座所谓“七士之碑”,被纪念者是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7名日军甲级战犯.日本的如此做法,早已深深刺痛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情感.难怪时任韩国总统卢武弦如是说：“与把侵略和加害别国的历史视为光荣的国家共存,是全世界人民的巨大不幸!”
于是,中国人愤懑了.据《海峡导报》4月24日报道：在台湾,高金素梅说：小泉道歉还不够,他必须下跪谢罪才行,6月13日,她带领60位高砂遗族前往日本靖国神社抗议.台湾劳动党组织一批民众到日本交流协会门口抗议,践踏和撕毁了200面日本旗.据中新社这期间电讯：在大陆,多个城市的民众自发举行游行活动,声势不小,国务委员唐家璇坦率地说：“这次中国部分群众的游行活动,起因就是抗议日本政府审议通过篡改、美化侵略史实的右翼历史教科书和反对日本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在这个现实背景下,厦门知青决定有所行动,显示了这个群体的爱国情怀与历史责任感.其实,对于知青这一代人而言,这是一种必然.知青一代人年长者,生于40年代前期,即抗战后期,50年代末60年代初上山下乡；而“文革”期间上山下乡、参军、留城的知青,最年轻者大致生于50年代末(极少数生于60年代初始),其上一辈大多经历抗战岁月,生命的情感传承、往事的记忆续接都在生活中自然地进行.最重要的是所受的关于抗战的教育,虽然这个历史教育不完整,甚至有偏颇及不够客观的一面,但其本质并未变样.《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太行山上》、《五月的鲜花》等抗战歌曲,在知青一代人的成长历程中永不消逝地回荡着,成了他们生命中的一个旋律.不仅有国恨,还有家仇,不少知青有的父母就死于日寇的刺刀下,有的亲人在沦陷期间死去,如庄南燕,其家人和亲属就有六人,或被杀、或被毒虐、或断粮,死于“日本人手里”.如此的家族遭遇,难道会没有仇恨吗?2005年,时任驻华大使阿南诬蔑中国“反日”,他甚至强烈批评中国的爱国教育可能在中国青年人当中引起一些反日情绪.倘若庄南燕反问之：我六个亲人死在你们手里,为什么就不能有反日情绪?不知蛮横的阿南如何作答.
追寻历史真相,是不少知青之有识之士的天然使命.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此反人类罪行已公诸于世,1994年8月,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三位村民为此向日本驻华使馆递交了一万多名村民署名的联合诉状,强烈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199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日本留学的王选获知家乡索赔的消息后,义无返顾,毅然放弃工作,加入调查团,回到浙江展开调查.连续数年,王选全身心投入到这件诉讼中,并为此付出了许多许多.直到2005年的7月19日不当判决.东京高等法院离良知越来越远,甚至变得极无耻.王选这位长着一张娃娃脸、向日本政府讨还血债的带头人、中国原告代表团团长的女性,就是老三届知青中的一员,至今,她还在为此而奋斗.王选的精神无疑对厦门知青产生巨大的鼓舞.
也在1995年,厦门的多位知青在各自的岗位或以各自的行为介入了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活动中.时任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的江菱菱(插队闽西的厦门老三届知青),参与组织编撰的《抗战时期的厦门》出版,这是厦门最有影响的抗战图书；1993年,江菱菱已参与组织编撰《陈嘉庚与福建抗战》一书.时任《厦门晚报》副总编刚从日本回来不久的朱家麟,在该报发表关于靖国神社的文章,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时任《厦门文学》编辑部主任的谢春池,带病精心编辑厦门一中美术教师庄南燕刚完成而某报未能接受的报告文学,为之取名《公祭》,以全文16000字的篇幅在该刊9月号发出；该文还配上《厦门日报》摄影记者林世泽(插队闽西的厦门老三届知青)所摄的图片4幅.
对于庄南燕和林世泽而言,1995年5月10日是他俩永生难忘的日子(60年前日本鬼子就在同一天登陆厦门),这天,林世泽约了庄南燕到“做日本仔忌”祭祀活动的厦门一些乡村采访.庄南燕写了报告文学《公祭》,林世泽则在《厦门日报》推出相关的摄影专版.
一晃十年过去了.
[2][3][4]这个寒雨的春夜,羊公馆小聚让谢春池振奋,因为知音难觅,而此刻,这几个知青兄弟堪称知音.谢春池告诉诸位知青兄弟,他所策划的几个相关活动,已经开始运作了.总之,在座的知青兄弟,都愿意为做这件重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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