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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了.1972年,有个日本人叫田中的访华,然后是中日建交,我们村里男女老少都集中开会,传达中央的文件,大意是东洋鬼子和日本人民要分开,中日人民要友好等等.把重大的政治事件一杆子宣传到最基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明的执政能力.但我至今不明白：怎么第一个哭的是招娣?论觉悟,论对毛主席的感情,论什么都不该是她―――她可是富农的女儿啊!
或者,是余老师事先布置的?但选择谁也不该选一个富农的女儿啊!
我的“初中本科”
我读三年初中的学校是鄞江初中.
现在的鄞江中学,当时全称“鄞县第四初级中学”.地点在鄞江镇它山庙旁边,也就是全国文保单位的“它山堰”的上河和下江的交叉处.校舍是一排丁字形的平洋房：中间一间是教师办公室,两边各三间教室,共六班.和我“小学本科”时的三个年级组成一个复式班相比,现在却是一个年级分成两个班的“复班级”了.如上所述,开始的时候我甚至有点不适应,当然,很快就习惯了―――不习惯除非是傻瓜了.
我不算傻瓜,很快就进入了状态.也就是说,书读得很顺利,成绩也不错.其实,我们常说这个孩子会读书,那个孩子读不好,都是不正常的.我一直认为,每个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在正常条件下,只要是正常的智力,是完全能把书读好的.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是孩子读书的不二法门.现在的家长太关心孩子的读书,总怕自己的子女读不好书,那是家长自己脑子出了毛病.
上世纪60年代初的鄞江初中条件是很简陋的,但对于我这个从村里学堂出来的学生来说,却已是大开眼界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上语文课时,学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陈瑛老师拿来一架留声机―――不是现在的录音机,是那种放唱片的老式唱机.说来不怕笑话,我当时还是第一次听那玩意儿.待到唱机中那浑厚的男中音用标准的普通话朗诵起《岳阳楼记》时,在我听来真如天籁之音,恍惚间让我沉醉于那首千年传颂的美文的宽广深邃的境界之中.我至今仍记得当时的情境和感觉,至今也仍能一字不差地背诵此文,而且没忘记陈瑛老师特意指出的,文章中“浩浩荡荡”的“荡”要读作“商”等
上世纪60年代初是我们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我家挨饿最严重的时候.我刚入初中那年预分夏粮,还是按“需七分,劳三分”的比例.我家劳力少,人口多,所以勉强能对付着填饱肚子.可到秋收后晚稻决算,这分配方案倒了过来,变成按“劳七、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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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如此,我们还经常顺路再各挑一担粪桶,或一担猪泥,挑到三里路外的自留地里,由母亲天亮后再去施浇到寄托着我们全家希望的小麦或洋芋艿上.亏得天冷,挂在粪桶担或猪泥担上的薄粥一会儿就凝结住了,加上我们一路上小心翼翼,粥才不至于因为晃荡而溢出来―――溢出来滴在粪桶或猪泥上,那才是罪过呢!因着又是挑担,又是赶路,加上正是十三四岁的长身体的年纪,到了学校,早上喝下的稀粥早已消化殆尽.坚持着,但通常是到第二节课后,实在忍不住,就偷偷地把那罐粥喝了.这样到了中午,待别的同学吃饭时,我就只能委屈肚子了.眼不见为净,就干脆跑到设在学校对面那几间小平房的图书室去.好在图书室是整日开放的.这样我就常常一个中午以书代饭.说来也真有点神奇,读着书,真的可以忘记饥饿,代之而来的是汲取知识时的精神的愉悦和思想的充实.
多年之后我读到宋朝一个叫尤袤的人说过的一段有关读书的话：
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忧幽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
我便会想起1961年冬天和次年春天的中午躲在鄞江初中的图书室里的情景.
回想起来,那时的鄞江初中图书馆规模不是很大,藏书也不算太多,但对于当时我这个初中生来说,应该说已经是一个很宽广很丰富的知识宝库了.而且,那时也曾经有过一次短暂的文学和出版的相对繁荣期.外国经典也在这一时期翻译了不少.一些文学杂志,像《人民文学》,虽然因为困难时期,纸张很差,但恰恰在那些年发表了一些后来被批判为毒草的好作品.总之,我有幸在那最困难的几年里读到了不少中外文学作品.应该说这对我后来的“吃文学饭”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一时期也正好是反修批修最热闹的时期,特别是中苏论争.我对此也很关心,我至今仍记得从“一评”到“九评”的每篇文章.现在看来那些文章的观点是值得商讨的,但在当时的我看来,文章的确是写得好.70年代末期,我曾一度在《浙江日报》社工作,听说报社的一位领导当年曾参与过“九评”文章的写作,我每次见到他,内心就激起钦佩之情.
一个学校的具体组成,最重要的还是老师.正如著名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说：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是大师之谓也.这话也适用于一切学校,包括小学中学.中小学当然不可能有著名大学那样的大师.但只要是好老师,在他的学生心目中就是“大师”.一个学生对母校的记忆,最深切的也总是他心目中的“大师”.如同胡庆矩老师是我小学时的“大师”一样,我在鄞江初中也有幸遇到不少好老师.年长的一辈―――只是我们当时眼中的“年长”而已,当年他们也只是年届中年―――如教语文的傅方智老师,“字如其人”：一笔方正的板书,透出智者的光辉.上课时沉稳,平和.教生物的董松伟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既幽默可亲,又严格认真,一丝不苟.董老师负责学校后面的一块园田,算是学校的生物实验和学农基地.学生们劳动时偷懒,施肥施得少,马虎了事.董老师便说你们哪一组偷懒,我能闻出来.可知他的认真负责.听说他是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家里是地主.这在当时是很忌讳的,我们都不提,大家都“为师者讳”.当然,待到我们毕业后,文革中,再没人“讳”了,听说董老师也遭到批斗,说他是“伪中央大学”的学生.我听了以后很是不平.董老师读中央大学是在抗战胜利后,怎么能说是“伪中央大学”?照我看来,即使汪伪时期的学校,也不能叫“伪学校”的.否则,沦陷区,包括“伪满”时期的东北的学校也是“伪学校”了?更何况,抗战后的中央大学本来就是中央大学啊!―――当然这些想法只是我心里想想,为董老师抱不平而已.
说到文革中对老师的冲击,我印象最深的是陈瑛老师.他教了我们两年半语文,我都是语文课代表.文革中,我在家务农.听村里一个刚从中学毕业回家参加劳动的小子吹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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