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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台去,我便看见柯雷正站在台下,我说：“嗨!哥们儿来了!”柯雷一来,晚餐时说汉语的队伍又壮大了一点.他带的博士生西尔维娅•,马苏菲是我和叶觅觅诗歌的荷兰文译者,因为与其丈夫住在法国,更因为近期就快生小孩了,来不了.幸亏叶觅觅英语好,帮我做了会上会下的翻译.我去取食时无意之中观察到极为动人的一幕：我所在的那桌在讲汉语（包括中国、中国台湾、美籍华裔诗人、荷兰汉学家）、再一桌埃及女诗人和伊拉克老诗人在讲阿拉伯语、再一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四国诗人在讲俄语、比利时诗人既可以跟荷兰诗人讲荷兰语又可以跟法国诗人讲法语、南非诗人讲的也是荷兰语、葡萄牙诗人走了,没有人跟安哥拉诗人讲葡语了；瑞典诗人走了,同处于北欧能够听懂彼此语言的丹麦诗人略显孤独；我不喜欢的日本诗人走了,毕竟带走了一种语言――再萎缩难听也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当然,这里是鹿特丹,讲荷兰语的人是最多的,几乎无人讲英语――地球的普通话,连代表美国用英语写作的施家彰此刻都在讲汉语,但在某些时候,英语的的确确是最实用的交流工具,我在荷兰问过无数人路几乎没有遇到一个不会讲英语的人（荷兰人被称为“天生的翻译家”）,只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的河边遇到一位老者不会讲,难道说英语有罪吗?应该受到批判吗?英语必然是全球化的一个方便的隐喻吗?有些吃饱了撑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在杞人忧天忧国忧民而是在妖言惑众从中牟利!荷兰到处都是M――麦当劳,那又怎么了?就算荷兰人顿顿都吃也吃不成美国人,不论是在鹿特丹还是阿姆斯特丹,不论是在荷兰还是比利时,随处可见美国游客――短短几日,我已经发展到一眼就能分辨他们的程度了,为什么?还是我的美国朋友、我诗歌的另外一位出色的翻译梅丹理先生说得对：“美国人跟欧洲人相比,缺少一点文化气质.”在外旅行我也会进麦当劳,一是口味我能适应,二是价钱便宜得多,顿顿都吃荷兰大餐或进中餐馆,你他奶奶的有钱啊?!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对不起,我又愤世嫉俗了.
说点好玩也尴尬的事：吃得差不多了,叶觅觅要回酒店取一本诗集送给她赞叹为“长得标准”的柯雷教授,她前脚刚一走,柯雷说话就带出了两句中国的国骂,给我笑坏了：女生一走,他教养的弦就放松了,我也过瘾似的连带了好几个――在异国说脏话真他娘的痛快呀!既不污染环境还能痛快自己.聊到手舞足蹈,我不慎将面前的红酒杯子拍碎了,红酒飞溅出去,正好溅到过路的曼娜小姐臀部,人家没介意,说用衣服可以盖住,我却好不舒服了一阵子,心中发誓要陪她一条裤子,柯雷安慰我说：“没事儿,我也经常这样.”
柯雷的到来让朗诵前的等待时光过得飞快,饭后我们去诗歌厅喝咖啡,一杯新煮出的咖啡喝下去――感觉太棒了!我现在需要的是再抽上两支烟,就独自跑到剧院外面去抽,到了外面我才发现：天已放晴,阳光灿烂,如此一来,晚上的观众就会更多.我一连抽了两支烟,抽烟时我发现诗歌节雇用的另外一个摄影师正举着大炮筒拍我.抽完烟,我重新入场直奔然厕所,撒尿时朝旁边的尿池瞥了一眼――噢!博纳富瓦大师也正在撒尿,他是那么矮小,竟然比我矮了一个头,猛然想起北京众友给我饯行的酒桌上杨黎说的一句话：高个写不出好诗!这时候我还没有想明白大师为什么会与我同时撒尿,也就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大师的朗诵将在小厅进行,跟我争抢观众!八点快到时,我悠然到达主厅门口,施家彰告诉我：“伊沙,你被提到第一个出场了!”进去一问达丝佳,果然!我原本第三,现在被推到打头阵的位置上（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我已经没有时间先在“诗人席”上就座适应一下起飞什么的,就得站到舞台侧面去候场,在此之前,已经提前跟柯雷搞了别,他晚上还有重要的人要见,一听我提到了第一,准备听完我的朗诵就悄悄退场坐火车回莱顿去.
突如其来的改变让我有点紧张,全场熄灯后我的心随之静了下来,主持人对我的介绍特别长（怎么有那么多的话好讲?）,我一方面告诉自己说：越长越好!越长越好!另一方面却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与此同时,两块大屏幕中的一块正在一张一张地打出我和我的老同学钟品拍的照片――那是在四月份的时候,诗歌节寄给我一个一次性使用的富士相机,内有27张卷,请我拍摄我生活、工作的环境或喜欢的景物,我就按照他们的要求拍了并寄回去,因为看不到效果,心里有点不踏实,就把老同学钟品一月份来西安玩时拍的一组照片精选了几张一起寄去,他可是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过,算是“准专业”的,现在我拍的和钟品拍的都放了出来（钟品拍的一张古城墙还在开幕式上作为精编版放过）等于是,站在台侧候场的我在大屏幕上看到了我的家、我家所在的楼、楼所在的院子、院子里的树和花、我上班经过的清晨的北大街、一个老头正在背手走过的明代建造的钟楼、明代建造的古城墙上的各种细节、从古城墙望下去一个热闹的集市,我看到了我的妻子和儿子,我们一家三口站在开满油菜花的白鹿原上,那天是清明节,我们去到祖坟上扫墓,儿子那一张国字脸生动得要跃下屏幕等身在异国,看到此处,我差点热泪盈眶,但已经来不及感动了,最后一张是我的学生――汉语专业2005级的全体同学,坐在我“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课堂上,一个个笑逐颜开、那么灿烂,所以当主持人终于结束了冗长的介绍说出“有请伊沙”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是走上讲台去上课,所有的紧张感都荡然无存等
我要求自己将全副身心投入到这次朗诵之中,我做到了,以至于我预先设计的在朗诵五首诗过后喝上一口水（讲桌边有专为朗诵者准备的水杯）的细节都完全忘记了.台下有柯雷、叶觅觅、施家彰,还有柯雷刚才给我介绍的翻译中国小说的荷兰汉学家林恪及其华裔的太太李梅――据我所知,五百人中总共只有这五个人（百分之一）能够听得懂汉语,但是我要求自己拿出有生以来最高水平的朗诵：既不是学生式的“念”和“读”,又不带有濮存昕式的“话剧腔”,是能够准确传达出我的语感和心声的一种朗诵――是伊沙的朗诵等说句不怕得罪在场朋友的话,我其实是在朗诵给我自己听,我的耳朵在听我的嘴、我的心、我的诗,我要让自己觉着满意,因为这是属于我的诗歌之夜!虽然我也听到了观众的反应,但我却并不在意他们的反应：这里的观众听诗沿用的是听交响乐的礼仪,每首诗之间不鼓掌,时刻盯着观众的诗人会失望等最后的掌声是真实而热烈的,叫我一激动又找不到下台的路了,当负责晚间节目调度的达丝佳女士握着我的手说：“伊沙,太好了!谢谢你!”我知道演出成功了.我走回到“诗人席”就座,发现观众中有人一直朝我看,心中那个得意呀!中场休息到了,尚未离席,便有一位老先生手拿我纯中文版的《伊沙诗选》上来请我签名,我问他是否会中文,他说不会,他说他已经买了我中荷文对照的小册子,想收藏一本我的书,他说他喜欢我的诗――它们非常精彩.在主厅门口,一位专程前来观摩诗歌节的印度文学杂志的主编,问我可否送他一本我的英文诗集,我便从包里取出一本《伊沙短诗选》给他,他问我可否将我的诗选登在他主编的英文杂志上,我说可以.现在我最想做的是：来一瓶可乐,到剧院门外抽支烟.于是便从人群中抽身而出,朝着小卖部的方向走去,一路上全是注视的眼睛和赞许的笑容,买可乐时一位高大的中年男人走过来跟我握手,他的第一句话让我小吃一惊：“伊沙,我知道你!”还没等我听明白,一位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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