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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52;艺术修辞学）”,是谭氏关于文学传达、文学接受、文学互动系统修辞学思想的集中表现.（高万云,2008：615-617）而在他的文学修辞学系列论文中,他更是延伸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我们分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是文学语言和文学修辞理论,二是文学作品语言和修辞的个案分析.谭学纯的文学语言理论研究有着浓烈的时代气息,这在概念范畴和思想资源方面都有体现.（谭学纯,2006）如同是研究文学语言的陌生化,谭氏的研究则运用的是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他在宏观上作辩证考察,中观上作认知阐释,微观上作修辞分析.他认为文学的修辞话语构建是两个认知系统的双重运作,通过修辞认知,变熟悉为陌生；通过逻辑认知,变陌生为熟悉.前者体现的是修辞配价关系,以话语主体的感觉系统为基础；后者体现的是语法配价关系,以话语主体的理性系统为基础.从而完成了文学建构的全过程.（谭学纯,2004）可以说,谭氏的研究不仅有新意,而且有深度.正是有了这样的视角和方法,所以,谭氏主张解读文学话语要“超越文化宿命”,（谭学纯,2001）主张对小说语言研究,采用本自语言学但又超越语言学的双重阐释空间（谭学纯,2004）.也正是有了这样的视角和方法,谭氏更主张既要重视文学语言的修辞技巧研究,也要重视文学语言的修辞诗学研究；既要立足当代学术语境诠释传统资源,也要以民族思维审视域外理论及其可操作性.（谭学纯,2009）于是,在把修辞学引入文学批评的前提下,谭学纯对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理论误导进行了重新审视,指出“吾手写吾口”的语体误认与逻辑悖谬,（谭学纯,2004）进而作出颇具示范性的修辞学批评.
谭学纯对文学作品语言和修辞的个案分析,正是对其上述理论的实践和论证.他评价莫言的《红高梁》,认为这是一种对战争的另类书写：非宏大、非高调叙事,对个体强悍生命的修辞书写,时间修辞,超感觉的修辞话语.（谭学纯,2002）这种评价方式与谭氏的广义修辞学思想是紧密相关的.与此相类的是关于文学建构的修辞策略的探讨,如《文革文学修辞策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和《想象爱情：文学修辞的意识形态介入――修辞策略和20世纪中国文学类型史之一》,（《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前者分析了文革文学以工农兵为话语主体、以集体言说为修辞策略的文本建构,后者论证了爱情想象、意识形态和修辞策略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应属《身份符号：修辞元素及其文本建构功能――李准<李双双小传>叙述结构和修辞策略》,谭氏以李双双的21个身份符号为切入点,解析它们的分布及其修辞功能和与此相关联的深层文化内涵,进而探讨其修辞策略,并延伸到对文学修辞研究方法的探讨.（谭学纯,2008）谭氏还有一些对文学文本的细读式批评,如《巴金〈小狗包弟〉：关 键 词修辞义素分析和文本解读――兼谈文学修辞研究方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9期）就是借鉴语言学中的义素分析法对《小狗包弟》进行修辞批评的,请看该文的内容提要：
从《小狗包弟》中选择对文本整体有解释力的几组关 键 词,运用修辞义素分析方法解读文本,亦即分析:“人”与“狗”互为镜像的修辞叙事,“包弟”向“包袱”转换的修辞情境,“包袱”自身的修辞语义暗转,同位短语“小狗包弟”被人为拆解的修辞化分离,“我”变成“包弟”的修辞推理依据,以及《小狗包弟》道德自责和道德追问主题.由此可以评价全文成功的修辞和不太成功的修辞,同时评析不同学科背景文学修辞研究方法的得失.由此可以看出,谭氏对文学作品的个案分析,也都具有理论深度,这是当今语言学和文学两界的文学语言研究少见的.
2．王培基的文学语言专题研究
王培基自2000年以来,共发表有关文学语言的论文十余篇,并于2008年10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为《文学语言专题研究》,全书39万字.王培基的文学语言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语言研究误区及文学语言特征的阐释,二是对文学语言方法论的探讨.
王培基认为,文学语言研究存在三大误区,一是观念误区,主要表现在“变异是文学语言的实质”和“文学语言在本质上是反规范的”两大误认.王氏认为,变异论是不科学的,因为所谓变异在各种语体中都是存在的.“文学语言的本质应该是语言的、文学审美的,是语言型和审美型的双向融合.”王培基也不同意文学语言是反规范的观点,他认为规范是基础,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变异过度,就会影响文学语言的审美效果.二是语体误区,他通过对以群、童庆炳、冯广艺、高万云等文学语言研究的用例统计,发现学者们对诗歌、小说多有侧重,而对散文、戏剧则用力偏少,“这不利于文学语言材料的广泛积累和全面整理,不利于对文学语言的总体把握和系统建构.”三是方法误区,王氏指出,现有的文学语言研究方法单一,多为归纳例证法和简单分析法,而这与丰富复杂的文学语言是不契合、不对应的,因此必须体现方法的多样性.（王培基,2005）在此基础上,王氏归纳出文学语言的五大特征,即形象性特征、情意性特征、音乐性特征、独创性特征和丰富性特征.这“五性”“都跟文学的内容直接相联系,甚至可以说有些本来就是文学内容的组成部分,如形象、情意、音乐,有些本来就是文学内容须臾不可分离的属性,如丰富性、独特性.”“‘五性’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形成互补互衬关系等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王培基,2001）这一认识虽不新潮,但它符合文学语言的本质特征.
关于文学语言研究方法,王培基也有着不少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文学语言研究应该坚持“一个精神,四条原则”,即“批判的、革新的精神”和“从文学语言研究方法的实践出发的原则”、“从广阔的学术互动视野出发的原则”、“多样性、多层面的原则”、“从指导文学语言创造出发的原则”.在此基础上,王培基特别具体阐述了“细读感悟法”、“结构功能解析法”、“考察统计实证法”、“意蕴探求法”、“多维比较法”、“理论升华法”.（王培基,2008：239-352）这些认识不仅比先前的零散论述系统,而且也比先前的大部分论述深入；不仅对滞后的文学语言研究方法作出了理论概括,而且为今后的文学语言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
3．泓峻（张红军）关于文学与语言关系的研究
泓峻的治学方向是文艺理论,所以,他并不是对具体文学语言进行研究,而是侧重文学与语言的关系、文学的修辞批评等理论问题.21世纪以来,他不仅出版了《文学修辞批评》（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5）和《共生与互动――20世纪前期的文学观念变革与语言变革》（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两部论著,而且在《当代文坛》、《文史哲》、《四川大学学报》和《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相关论文20余篇.
关于文学的修辞批评,泓峻可能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中阐述得最为系统和深入的学者之一.他不仅对文学修辞批评的特征、意义和应遵循的原则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而且对西方和中国修辞批评作了历时的描写.特别是对中国古代诗话、小说评点、白话文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的修辞批评复萌等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科学的评价.在此基础上,立足中国实际,借鉴国外新知,对修辞批评的途径和手段,诸如对词语与辞格分析、语篇分析、叙事学分析等方面都有深透的阐发.还需指出的是,泓峻并不像某些研究者那样,过分夸大所研对象的价值,而是给修辞批评应有的地位,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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