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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社会众多的士人群体中,以深居禁中、对宸挥翰的翰林学士最引人瞩目.他们在唐五代政治社会上层停留时间长达二百余年之久,其所起的作用远非下层士人所能比拟.他们同时又都是工诗能文之士,社交面广,能量大,其对当时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尤其显著.因而选择这一群体作研究对象,探索其与唐代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傅璇琮先生最近向学界推出的新著《唐翰林学士传论》（辽海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探讨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的九篇系列论文考察翰林学士的性质职能、任职表现、生活状态、文学交往,以便从较广的角度探索唐代文人生活与创作；下编为唐玄、肃、代、德、顺、宪、穆、敬八朝七十多位翰林学士的传记,末附《唐翰林学士年表》一种,探索翰林学士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政治环境与文化世态,从中总结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该著的特点集中体现在一个“新”字上,其一是写法新,“传”的部分虽有个案研究性质,却是以“考”作传,寓“论”于传,在探赜索隐、求真务实的史料考据中探寻真相,归纳结论,这就有别于以平面客观叙述为主的史传,而别具一格；其二是视角新,讨论的虽也是翰学问题,却未仅仅停留在翰林学士的制置沿革、职能作用等史学层面上,而将更大的篇幅,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史料的考实和对唐代士子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的探讨上,欲以此求事实,论人情,观世态,体现了深挚的人文关怀和宏阔的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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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此书,印象最深的是它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体现在通过严密的史料考辨,建立新颖透彻论断的特长.其从事翰学研究,最重视史料基础的坚实.现存的唐翰林学士史料,以两《唐书》最多,两书是研究唐代翰林学士最基本的文献,但错失之多,远远超出今人的想象.《旧唐书》纪传的晚唐部分错失尤多,《新唐书》之误则又不限于晚唐.对于这些错误,现在通行的两《唐书》中华书局整理本,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多未能指正,使用时若不加以辨析,便会出现偏差,影响结论的科学性.傅先生痛感此项工作的必要性,他研究唐代翰林学士,就从对上述错误的订正开始,近年发表的成果除本书外,另有数文,共指正两《唐书》记事错误百多人,近二百处,用心细过毫发.翰林学士传记中指正的错失更多,单《崔群传》一篇就发现两《唐书》的七处错误,一处重要异文,中华本均未出校.《旧唐书》有些错误甚至十分明显,如《旧唐书李NDB34传》载其昭宗朝以王铎推荐,再入为翰林学士,时铎镇滑州.而据《旧唐书僖宗纪》,王铎镇滑州,事在中和元年七月,中和四年被乐彦祯所害,时距昭宗即位还有四年,他怎么可能去向昭宗推荐李NDB34?又如《旧唐书宇文籍传》载宇文临事,仅“大中初登进士第”一句,但仅此一句即误,据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宇文临大中元年已是翰林学士,官拜礼部员外郎,他怎么可能大中初才登进士第?再如蒋伸,关于他的罢相年月,《旧唐书懿宗纪》竟有两处不同的记载,一云咸通二年九月罢,一云咸通十年正月罢.据《新表》,蒋伸咸通三年正月出为河中节度使,后再未入相,其书抵触舛误的严重程度可见一斑.《新唐书》错误也不少,如《韦表微传》谓表微为翰林学士时,曾推荐韦处厚、路随为学士,而据有关记载,韦、路二人早在宪宗元和十五年二月就已入院,韦表微反倒在两年后的穆宗长庆二年二月才入院,他怎么可能去推荐韦、路?上述错误,著者多采用他校法解决,其中不乏成功的范例.如《旧唐书》卷一四九说沈传师大和元年卒,而《旧唐书文宗纪》则记其大和九年卒,究竟以何说为是?著者据杜牧《行状》、权璩《墓志》考知,沈氏大和元至九年一直在世,历镇江西、宣歙等地,九年方卒,《旧传》“元”当为“九”之讹.书中象这样令人信服的校考还有很多.这些考证不仅可订两《唐书》翰学史料记载之误,而且它们作为误例,对今后中华书局更加全面科学地整理两《唐书》,将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征引材料强调信实,引用史料重视鉴辨,是傅先生文史考据最为鲜明的特色.与此相关,其在史料选择上的显著特点是重视史料的原始性和可靠性,时人文集、石刻、缙绅录要比后出的史书可靠,亲友诗文的记载有时反较正史为可信.以这样的方法和眼光开展研究,常能得出异于时流的新结论.如新旧《唐书》谓元和三年三月皇甫NCA4E、王涯对策指陈时政,得罪权幸李吉甫等,故被贬,后人多相信这一记载.傅先生则提出异议,书中不止一次指出,据现存皇甫NCA4E对策,他对当时宰相是颇为肯定的.实际上皇甫NCA4E等人所刺的权幸是当时的宦官,而不是李吉甫等执政者,并举李翱碑铭、白居易上疏为证,颇有说服力.
傅著的唐翰林学士传作为内容完整、形式独立的唐代士人传记,它完全可以上继两《唐书文苑传》而毫无愧色,而眼光之独到,结论之确当,求实创新意味之浓厚,更非两《唐书》可比,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学术的高品位.
上面讨论的范围主要是本书“传”的部分,至于“论”部分的学术贡献,则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细致的考辨,纠正了以往翰学研究上的一些误点,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结论.如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职权大小、荣誉高下的问题.学界一般都认为是后者高于前者,傅先生则以为各个时期的情况不一,应当历史地看待.从窦华、常衮、杨炎等人的情况来看,玄、肃、代宗朝的很多重要诏命都是由中书舍人起草的,可见至少在中唐前期,中书舍人的权力是不低于翰林学士的,直到宪宗朝,其权力始重,声望始高.过去研究者往往视翰林学士为入相的阶梯,实际也不全是这样.唐朝由翰林学士直升为宰相的是少数,多数人离院后改任他官,后因为种种原因而拜相,其间翰林学士与宰相没有必然联系.从吕向、裴士淹、姜公辅、陆贽等人的资料看,翰林学士平时虽以掌内制,献谋议为主,但也奉旨撰写碑铭,出巡外地,草拟制策,完成各式各样的其它任务,可见其工作任务具有临时性和多重性,这些情况史册很少有载,现代也很少有人论及.
再如所谓“内相”之说,影响极大,信者颇多,然而仔细看来却并非如此.以陆贽为例,在任命大臣将帅等重大事务的决定上,他所起的作用就远不及宰相大,其实权也远不如宰相、宦官.实际上,唐代很多翰林学士的入院出院,反倒是取决于宰相、宦官,与这些权势人物人际关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翰林学士的去留与升降.举例来说,以王叔文之权重,尚被宦官俱文珍等设法移至外廷,免去学士之职.由此看来,宦官权力实远高于翰林学士,翰林学士顶多起到高级参谋的作用.而所谓高级参谋,也是伴君如伴虎,其进退祸福,常常系于皇帝之一言.这种情况也说明,翰林学士虽然号称群体,实际上却并没有今人所想象的那种雄厚的政治实力和强大的政治能量,他们毕竟只是“天子之私人”,势力孤单,其个人并没有什么政治基础.虽然某些时候能对皇帝决策施加一定的影响,但这并不带有普遍性.他们在院内供职,还常常处于两难的困境：态度过于积极,如陆贽等,虽于国家有利,但最终却惹祸甚至葬身；态度过于消极,又被指为畏惧自全,无所建树.而顾少连的情况尤其值得注意：他在翰林学士院内任职的时间长达八年,素以周密谨慎称.但一出院,态度即大变于前.一次,在田镐宅会宴,遇到奸臣裴延龄,竟欲效仿忠臣段秀实,挺笏以击奸贼,以直声闻于天下.可见居翰林学士一职对于士人的压抑之大,翰林学士在职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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