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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类有关论文范文检索,与2007年《文学评》编委会暨新世纪中国文学的知识状况学术会侧记相关论文格式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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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21世纪的地平线上,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它冲击着世界各民族的传统文明,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纷纷以各自独特的经验和对策给予不同的态度和反应.在全球化的普遍性话语中,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也充满着前景忧虑和赶超期待.他们希望检视和厘清中国文学研究的知识状况,他们渴盼凭藉大学教育弘扬和延续中国文学的教育传统,从而建立完善的中国文学研究理论体系和知识结构.基于这一现代性的转型语境,《文学评论》编辑部和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2007年《文学评论》编委会暨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知识状况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4月14日至15日在长沙隆重举行.来自全国3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200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广泛借鉴文化批评学和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式,采用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相结合、宏观扫视和个案解析相融汇的技术线路,在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等众多学科知识领域,立足于中国文学研究和大学教育的历史和现实,围绕着“中国文学研究的知识状况”、“大学教育和文学教育”两大主题,勾勒中国文学研究的知识状况,探究文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内在关联,从各个角度展开了广泛、具体而深入的探讨.
大会开幕式由党圣元(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在开幕式上,党圣元转达了因事未能出席会议的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及其他未能出席会议的领导对与会代表学者的问候与感谢.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魏委在致辞中希望湖南学者与全国学者一道,面临挑战,勇于探索,相互切磋和交流,加深对中国文学研究知识状况的认识.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刘湘溶指出梳理、反思和检讨知识,科研院所和大学机构责无旁贷,并对莅临本次研讨会的嘉宾表示诚挚的问候和热烈的欢迎.胡明(《文学评论》)代表与会人员感谢湖南师范大学所做的精心安排,并就本次会议主题进行了简要介绍,希望与会代表通过这次讨论,清理文学知识状况,推动文学知识更新,拓展中国文学研究的崭新领域.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和成绩,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理应开创新的格局和拓展新的领域,这是与会学者几乎一致的追求和愿景.张炯(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应该具有全球意识和历史使命,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充分利用新的历史资料和新的科学方法,紧密追踪当代文学实践的最新发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开展更有宽泛视域和思想艺术透视力的文学批评,开辟文学史研究的新领域.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在提交的《“新时期文艺学三十年”之我见》的大会报告中,梳理了新时期文艺学三十年来“由外而内”、“由内而外”的两个发展阶段,认为新世纪的我国文学理论研究虽需要延续多元化和多样性,但更要实现某种超越,这就需要文学研究者形成一种新的、综合的研究视野或方法论,让“内部”穿越“外部”,“外部”穿越“内部”,力求艺术文本和历史文化互动和互构,建立一种“双向拓展”、具有包容性、关注文学整体的“文化诗学”.胡明认为知识视野、知识话语、知识质性是一个很大的学术话语,没有知识性就没有科学性.他在详尽考察中国文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从孔子杀害少正卯之“判词”到胡适的文学史解释、考辨与设计、马克思主义等政治思潮、文学思潮、美学思潮的兴起与传播,力图构建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知识谱系和学术框架.董乃斌(上海大学)指出新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呈现多元态势,一是先贤遗作的发掘、多种旧著的重印,二是各类大部头新著的纷纷问世,三是更具学术个性、创新色彩的个人独著或二三人合作的文学史如通史、断代史、接受史、专题史的数量众多,进而提倡材料、观念、视角和方法的更新,认为文学史学在新的世纪大有前途,期望同人从事“非史之史”(即具有文学史性质而不以文学史命名)的专题研究.张文初(湖南师范大学)立足于诗艺与诗学的转型层面,就“断裂”这一现作中的重大现象、深刻变化给予了观照,认为“前写作的作者”死亡了,但是“当下的作者”没死,要求着眼于“断裂”,用“当下”与“观照”的区别解读现作,从而更合理地解释“去经典化”等现象,坚信现作虽然成了当下破碎性经验的自发性呈现,作品不可能成为经典,但文学还会存在,作者不会消亡.
必须指出,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日趋边缘化已为不争事实,文学在当下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在知识谱系里所呈现的位置就足以佐证.因此,目前中国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不是如何让文学从边缘进入中心,而是需要明了当今时代中国文学研究自身所面临的和需了解的知识状况.王宁(清华大学)指出后现代时代已经来临,理论的黄金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理论并没有死亡,中国文学研究应置身于后理论时代,从全球化、海外华文写作、文学人类学研究和文化书写、汉语的全球性普及、汉语的翻译转向、世界文学经典的重读、生态文学的研究、文学与文学批评向图像批评的转变等八个领域,充分意识到知识的有效性,认为知识应该而且能够转化为信息、财富和权利,否则知识就是无效的.后理论时代所谓的全球化,并不就是西化、美国化,中国文学研究应抓住机遇,消解中心与边缘的传统界限,进行重组,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许明(上海社会科学院)认为文学研究具有意识形态性,文学研究者不仅要关注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作品本身,也需要关注当下各种社会思潮的演变,继而以七种主要思潮和五种主要矛盾,勾勒中国文学研究需要关注的前沿思想动态和知识分化状况.孙文宪(华中师范大学)以文化批评为视角,认为文化批评能够给文学理论研究不断生成新的“问题意识”,形成新的“研究范式”,进而指出当下文学研究发生的变化,不是方法的变化和术语的转换,而是知识的变化,这就要求将文学理论研究置于新的知识系统之中,更新固有的文学知识,关注文本的生产机制,在新的知识语境或结构中思考文学问题.赵炎秋(湖南师范大学)引经据典,运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文学,在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知识体系中,探究王国维叙事思想的重要地位及其对于叙事文学发展的建设性意义.
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非始于文学观念本身的因素,而是引进西方学术制度与分类模式的结果,进而才能成为知识谱系中的一个独立的门户与重要的领域.因此,中国文学研究的知识体系长期以来源于西方,其话语和理论似乎只能在异域的概念框架中才能获得自我表述.立足于新的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能否拥有自身的主体性、工作的价值和适当的位置,则有赖于中国文学研究者能否对于学科自身的性质特点、建构原则、研究模式及知识状况的充分了解和彻底反思.我们知道,文学理论学科的定位一直处于暧昧或漂移的境况,李春青(北京师范大学)即从定位困境中为文学理论的突围指明了三条出路.一是坚持反思的立场,对文学理论研究进行研究；二是坚持跨学科的视野,研究文学史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结合部；三是研究文学观念本身.唯有如此,方能走出纯粹理论架构的歧途,寻找文学理论学科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章辉(四川外国语学院)以文学理论学科当下几本文艺学教材为个案,探讨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学理论批评化两种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关系,希冀新视角、新视域的引进,有助于文学理论学科研究范式弊端的清理.莫砺锋(南京大学)指出中国古代文学有各类文体,但了解其特征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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