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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领袖顾颉刚先生,撰写了题为《诗经的厄运与幸运》的大文,文章开口便道:“《诗经》这一部书,可以算作中国所有的书籍中最有价值的.”这个断言我们非常赞同.顾先生进而认为,“《诗经》是一部文学书”,“二千年来的《诗》学专家闹得太不像样子了,它的真相全给这一辈人弄糊涂了”,好像一座矗立于荒野的高碑,被葛藤盘满,这是《诗经》的“厄运”.然而历经险境,流传了下来,有真相大明于世的希望,这又是它的“幸运”.顾先生于是声明,自己要做的就是斩除“葛藤”,肃清“战国以来对于《诗经》的乱说”.于是一批学者沿着顾先生的这一思路,开始了清除“葛藤”的工作.到新一轮的世纪之交,人们在总结过去时,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20世纪现代《诗经》学的最大贡献,是揭去了历代经学家堆积在《诗经》之上的层层“瓦砾”,恢复了《诗经》文学的本来面貌.并由此而定义说:《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对这个结论和定义,我们是完全理解的.然而我们同时必须清楚《诗经》的双重身份,她既是“诗”,也是“经”.“诗”是她自身的素质,而“经”则是社会与历史赋予她的文化角色.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乃至东方历史上,她的经学意义要远大于她的文学意义.作为“诗”,她传递的是先民心灵的信息,而作为“经”,她则肩负着承传礼乐文化、构建精神家园的伟大使命.一部《诗经》学史,其价值并不在于对古老的“抒怀诗集”的诠释,而在于她是中国主流文化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史,是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发展史.如果我们仅仅认其为“文学”而否认其经学的研究意义,那么《诗经》的文化意义便会丧失殆尽.我们正是本着这一理念来考察《诗经》研究的历史的.
《诗经》原初名《诗》,她是作为乐歌而结集的.最迟在东周初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就有一个以《诗》命名的乐歌集子结成了,其结集的目的在于“乐”用,她是以诗乐合一的方式出现于典礼仪式的.但真正意义上的《诗》学,应该是从诗脱离乐的统治、以独立身份出现于社交活动――即从春秋赋诗、引诗开始的.赋《诗》形式最早见于鲁僖公二十三年,而赋《诗》就是诗、乐分离之后出现的一种诗的表演形式,它是用“不歌而诵”的方式来展示诗自身的意义的.“赋诗”的前提,便是“诗”作为文学的灵动性及无限的可比附性的发现.因而可以说,《诗》学史是从“诗”的文学本质的发现与把握开始的.
《诗经》的本质是文学的,由文学而转为经学,这是《诗经》学史上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大转折.她经过了由“诗”而“经学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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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是“赋诗言志”,即诗以文学的灵动性出现在会盟燕享的春秋时代.春秋时代,一半是战火狼烟,一半是诗礼风流.频繁的冲突和频繁的会盟,构成了这个时代的基调.而所谓“诗礼风流”正是这个时代的一道风景线.各国使臣在外交场合下,斗才斗智,赋诗言志,断章取义,引诗陈辞,表现出了一代士君子风流儒雅的风采.而对于诗的文学灵动性的把握、探求与领悟,则是彬彬君子文化修养与文学才情的最佳体现,也是士君子的立身之本.故而在这个时代,人们关注的是“诗”作为“文”的一面.如楚人评价重耳“广而俭,文而有礼”,子犯自称“吾不如衰之文也”,北宫文子评论郑国子大叔“美秀而文”等,这诸多“文”字,都是植根于他们对于诗礼的把握上的.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强调的是文学语言在时空中的传播力.而所谓“不学诗,无以言”,所强调的正是诗的文学功能.“诗”可以使语言变得活泼灵动,使人变得文采飞扬,使庄重严肃的会盟燕享变得情趣盎然起来.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左传昭公十六年》关于郑国六位大臣为晋国大臣韩宣子饯行的记载.七人各逞诗才,占尽风流,明明怀有政治目的,而所赋的却是赤裸裸的情歌,使一场富有政治意味的严肃的饯行仪式,顿时妙趣横生.这不能不说是诗的文学情趣与象征性、可比附性的最大展现.由此我们想到了小说《斯巴达克思》中的一段描写.希腊奴隶起义领袖斯巴达克思,从战场下来去会情人范莱丽雅,他没有明确地说他是谁,而是在小木板上写了两行荷马的诗,让人送给范莱丽雅.于是演出了情人久别重逢的动人一幕.诗作为文学的含蓄表情功能,正在于那不动声色之中,叩启对方的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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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赋诗多半有悖于诗的原意,但当事者那种心意,却在艺术化的语言中得到了呈现.用春秋时人的话说,这叫“赋诗断章”.正如吕祖谦在《左氏博议》中所说的:“诗因于事,不迁于事而就诗,事寓于诗,不迁诗而就事.意传于肯綮毫厘之中,迹异于牝牡骊黄之外.断章取义,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言求.”(卷十三)这既是对于春秋“断章赋诗”的全面肯定,也是从文学的角度对诗作出的深刻理解.春秋人的“断章赋诗”可以说是从根本上把握了诗的品格,体现着诗之所以为诗的无限可阐释性.
春秋“诗礼风流”,犹如魏晋以降文人的诗酒盛会,那实在是文学最光彩照人的时刻.似乎在这个时代,没有什么不能用赋诗来表达的.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都可以在诗礼赋咏中不知不觉地获得解决.襄公二十六年,晋国扣押了卫国的国君,齐国和郑国的国君去说情.晋国的国君设宴招待,宴会上诗酒相逢,使一场纠纷化于无形.真如劳孝舆所说:“国君见执,怨钜矣,仇深矣,岂可以口舌争战哉！二三君子善于解纷,但于杯酒赋咏间,婉转开讽,而晋怒可平,卫难开解,甚矣诗之移人情也.”(《春秋诗话》卷一)《庄子》中有一则著名的“儒以诗礼发冢”的故事.故事虽系虚构,可也反映了诗礼可使一切行为变得文雅起来.在《左传》中看得很清楚,连骂人这样不文明的行为,也可以在诗礼的装饰之下,表现得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如襄公二十七年,在被劳孝舆称作“春秋一大风雅场”的“垂陇之会”中,郑国伯有骂他的主子不是好东西,襄公二十八年,叔孙骂庆封不如快点死去.可是这样恶劣的用意,他们却掩盖在诗声朗朗之中,文而有礼,仍不失风流本色.
从《左传》中我们看得很清楚,“诗礼风流”风靡于大小远近各国,连“饮食衣服不与华同”的戎狄,也加入了“诗礼风流”的行列.如《左襄公十四年传》记载:范宣子问罪于戎子驹子,戎子则赋诗为自己开脱.正如劳孝舆所云:“戎亦能赋诗,可知当时诗教入人之深”(《春秋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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