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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学史有关论文范文文献,与现当代文学史观念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相关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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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应分割的一部分,也许由于处于中国边远地区的原因,从文学史角度看,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价值也被人们所忽视.正因此,在其主体性向主流意识的融会过程中体现出了特殊的状态.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关系的思考潜含这样一个理论诉求：主流文学话语如何通过文学史写作完成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整合与建构在中国特色语境下的文学史范式变革中,这种被忽视的状态的改变是否可能
这里所说的少数民族文学,是指以少数民族作家为主体(也包括部分非少数民族作家),反映少数民族生活、体现少数民族意识的文学.它有别于民间文学.民间文学一定程度上是郑振铎所定义的“俗文学”,具有“大众的,出生于民间,为民众所写作,且为民众而生存”、“无名的集体的创作”、“口传的”、“新鲜的但是粗鄙的”、“想象力奔放的”、“勇于引进新的东西”等特质.民间的俗文学,在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中,因为“文本构成过程中其内质与形态存在雅俗错位”、“时间流程中的积淀作用”和“接受心态的变化”等,会发生雅俗变易,由民间文学嬗变为主流文学.这里所谈的少数民族文学,也不等同于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文学.有些出生于少数民族的作家,其文化身份可能是非少数民族的,他们的作品既不反映少数民族生活,也不体现少数民族意识,因此不能纳人少数民族文学范畴.这类作家作品在主流文学史中,甚至成为主流化的经典作品.依据这种思路,具体到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便有了区分的标准.云南是多民族边疆地区,在文学史传统观念中,谈及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往往将它和云南民间文学、云南文学混为一谈.尽管这三个概念在有的时候的确存在因其交叉性而减少了差异,但却不利于我们理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与现实价值.缩小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范畴,正是为了有效地找到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被忽视的原因,以便更科学地认识它对中同文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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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主流文学话语如何通过文学史写作完成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建构与此相连的问题是,文学史的真相是什么从历时层面看,作家作品只有进入文学史写作,经过经典化批评的塑造,其意义才能够凸显并固化.但经典化很大程度上是话语权力的结果,所谓文学史“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编写一部总的文学艺术史仍然是十分遥远的理想”.可见,文学史的写作总是和社会进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通常是特定时期主流意识在文学领域的集中体现.起源于20世纪初的中同文学史写作也遵循了这一规则,“中同文学史的与历史结盟,使它拥有了科学的强大背景,通过教育,又使它成为普遍的共识和集体记忆,正统论的辨析,使它与国家意识形态及政府权力彻底联系在一起,而一套经典及经典性阐释的确定,则使它获得了永久的权威性和规范性”.结果,主流文学意识通过文学史建构起一套话语体系,折射时代命题,评定文学价值.
20世纪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任务是完成现代化进程,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追求是完成现代性转换.中国文学观念、体系的现代性转换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西方话语影响之上的,在这种影响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宏大的时代命题.“五四”时期建立在民主科学基础上的启蒙主义对传统文化主体的反思,30年代的革命理想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对民族发展道路的探询,40年代的民族救亡使受不同地缘政治影响的文学不约而同地走向民间,十七年开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级斗争意识极度膨胀的十年“文革”,新时期在改革开放总背景下基于民族复兴的再启蒙等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例证.具有话语主导力量和话语资源的主流文学意识以文化倡导和政策规约方式将文学纳入时代的共同追求,通过多种文艺运动以统一创作思想(如新文化运动和五、六十年代的文艺批判运动)；有时还通过建立各类文学组织以加强统一的文学力量(如30年代的“左联”和建国后的文联作协)；当然,更具潜在力量的是通过确立经典作品的标准以形成文学评价观念,它带来了文学大师的发现与塑造,各类奖项的设置与表彰.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只有融入这种规约,直接或潜隐地应和时代要求才会被文学史认可,其文学价值也才能得以彰显.这种文学史建构方式在强调现代性、突出主流性的同时,自然易于忽视20世纪中国文学体系中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性,使“中国文学”范畴趋向纯化与狭窄.具体而言,它在过多运用西方话语评价文学时,忽视了本土文学话语的多样性,使文学评价体系趋向单一；它在充分认同西方文化启示意义的同时,忽视了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活力的吸纳；结果在多重交流的文化态度方面趋向另外一种保守,甚至是一种失误.这种情形不仅影响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现当代文学及其理论的总体发展.
以此思考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我们发现了它在文学史建构中的独特身份及其隐含的意义.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换必须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前提下进行,因此,主流文学史应该具有少数民族要素,当然也就包涵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文学史通过主题内涵、生活题材等话语形式的整合,使部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完成了主体性向主流文学的融会.但在其融入主流文学的同时,具有特色的民族意识也被边缘化了.“主体不是通过自身而是通过与他人的同一而形成”,“它们似乎要通过与主流／汉语文学的同一才能形成自己的主体性建构”.在这种充满整合的主流文学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已经是一种穿着少数民族生活外衣,但却体现出强烈的主流文化价值的文学.虽然这类文学以其新颖的边地生活题材,有效的国家形象展示而在文学史中构成了云南50年代文学的繁荣景象,但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些独特性却被淡化了.至于那些难以被统一的原生态因素,就归入专题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成为主流文学史之外的“他者”.这样一来,主流文学在成为西方话语“他者”的同时,也在以西方话语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建构为“他者”.就如同西方为确证“自我”而建构了一个东方的“他者”一样,我们为了确证“自我”而建构了一个少数民族文学的异质的“他者”,在主观观念中呈现出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区分：先进与落后,精致与粗糙,深刻与浮浅,高雅与低俗等等.尽管这一现象可以用后殖民理论家的“身份的建构与每一个社会中的权力运作密切相关”、“人类身份不是自然形成的,稳定不变的,而是人为建构的,有时甚至是凭空生造的”等观点来解释,但是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多民族国家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与文化现代性转换过程中文化差异性所带来的一种客观必然.
以主流文学话语为主导的文学史建构方式在20世纪末受到了“重写文学史”的质疑,文学史范式正在悄然发生着变革,这一变革的基本趋向是立足文学自身,淡化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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