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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观点的论者也有不易觉察的游移.当面对《受活》中那个残疾人的村庄,或《生死疲劳》中的“变形记”时,批评者是不满意他们的非现实主义构造手法,还是不满意其小说内核的某种概念化我想,大部分论者应该都是基于后一个理由.再回过头来分析诸多相关文章,当批评者在使用现实主义这一名词的时候,也并非在确认现实主义本身,并非在认真研究它的叙述模式、语言方式或美学特征,并以此深层探讨该如何运用它对中国生活进行有效而深入的书写,而是借这一名词要求作家以一种新的立场回到中国生活中来,也使文学重新回到一种伟大的人类精神之中,这一人类精神包含着对人道主义、尊严、爱、价值、信念的追求.不可避免的是,它也产生了一个本质疑问：难道优秀的现代主义作品就不能蕴含这一伟大精神吗该文url http://www.sxsky.net/wenxue/030444860.html
三
可以说,对现实主义的再次倡导和重新阐释是批评者在面对精神日益颓废和涣散的当代文学状况所提出的一个不十分有效,甚至有些错位的方法.从理论层面来讲,“重返”的出现对当代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的发展可能会产生转折性的意义,但是,因为论者功利性的使用、现实主义理论的日益“无边”化和论者对问题的简单化理解都使得“重返”产生许多问题和误区.
首先,批评者潜藏着一种二元对立思维,在提倡现实主义的同时,有过分贬低现代主义写作的倾向,这与当初提倡“纯文学”时的态度可谓殊途同归.提出现实主义的回归只是从中国当代文学总体的匮乏状况出发来谈的,所倡导的是一种总体的精神导向,而对于作家个人来说,应该有选择的自由.这应该是批评者在进行文学考察时必须要有的前提.1990年代作家对社会现实的冷漠与理论家们对“纯文学”理论的过分鼓吹有莫大关系,批评家也应该负一定责任.当今天再重新倡导什么的时候,应该避免再犯这种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错误.其次,多数论者有不易觉察的道德化倾向.由于作家理论的薄弱,论者却抓住其漏洞进而质疑作家本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水平,这无疑显示了论者的偏激和道德审判倾向.这种现象对一些作家如阎连科、莫言、贾平凹等人的评论时经常出现.
值得探究的一个问题是,论者为什么会在“现实主义”这一问题上陷入道德的激动之中呢而在现代主义书写中,游戏与狂欢非但不需要反省或承担道德责任,反而还成为作家突破某种界限的标志之一.这似乎必须谈及21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热点名词：底层写作.它几乎总是与“现实主义”同时出现.“底层”究竟是哪些存在群体,很难从学术上进行严格的区分和界定,但是,在文学批评领域,“底层”已经成为苦难、沉默、被侮辱与被损害等等的代名词,从文化地理学角度,它又与乡村、矿区、城市边缘地带有血亲关系,与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没有进入文明视野的存在是一致的.如何以一个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激情与责任心去表述那些沉默的群体如何能够避免“与大地的苦难擦身而过”,真实而深刻地展现他们的存在状态等等,关于它的表述与被表述及其中的美学矛盾被不断探讨.在某种意义上,对现实主义的再次呼唤也是这些探讨的延伸和深化.几乎所有论者的文章都有一个假定性前提,“底层写作”应该具备现实主义直面现实的承担精神和对底层群体细致深入的历史性刻划,在这样巨大而深广的苦难面前,任何游戏、怪诞和形式的花招都是虚假与不负责任的表现,它是一个道德问题,而并非仅仅是文学问题.这是一个不易觉察的转换,对“底层写作”美学形态的评价被悄悄置换为对作家道德的评价,并且成为是否体现出作家人文知识分子精神倾向和社会责任心的重要符码.可以说,这种道德谱系式的思想体现了论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承担意识,但同时,它也暴露了批评者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功利心和对学科的不确定态度.在当下的理论叙述中,“底层”已经成为一个神圣的高高在上的道德隐喻,一旦有所偏离,身败名裂的必然是作家.
这导致了一个重要问题的产生,即多数论者都在叙说一种微言大义,呼唤一种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现实主义,但却没有从方法论上提出真正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从根本意义上说,对于现实(包括底层存在与其它社会生活)而言,只有如论者所一再强调的“真切的体验和灵魂的贴近”是远远不够的,它更需要作家具有深刻理性精神的历史观,这一历史观既包括对中国当代历史和当代生活一般性的质疑和批判,也包括对这种质疑和批判的再质疑和再批判,再进一步,它还包括作家超越历史并建构新的历史图景的能力.这才是之所以要重提现实主义的根本原因.否则的话,它极容易被庸俗化和简单化.但是,当重新进入历史场景时,我们的作家通常只是在一些常识性的历史基础上进行苦难展示,而这一常识性的历史基础在文中充当的只是一个静态的、有固定结论的背景,其中的批判也是一个普通中国人就有的情感和情绪,没有更为深刻的“发现”,更没能赋予历史以超越于一般现实的内在远景.这可以说是另外意义的历史虚无主义.
更为深层的问题是,批评家或者对此视而不见,或者以“底层”、“人道主义”的名义要求作家立场倾斜.一个文学家的历史观应该是什么呢它肯定不是先验的认同,也不是所谓的“客观再现”,“在一部小说中历史情况不仅必须为人物创造出新的生存情境,而且历史本身也必须被作为一种生存情境来加以理解和分析.”⑩历史需要思考它的人去不断发现、把握和理解,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通过其文学形式传达出一种富于反思意味的、包含着某种新的可能性的历史景观,要有如柄谷行人所言的“创造风景”⑾意识,而不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固定化了的背景去叙述,哪怕是一种批判性背景,哪怕这一背景是那苦难而沉默的“底层”世界.批评家也应该以此作为自己基本的美学原则与批评原则,这既是学科要求,也是一个人文学者无限接近真理的基本体现.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时代的作家与文学批评家所共同匮乏的.
很显然,拥有对历史的内在视景和理性质疑并非成为优秀作家的充分条件,它还必须回到文学之中：如何表述你的观察和思想这就回到我们思考的起点：现实主义是否具有当代意义就理论而言,这是必须探讨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现实主义理论的合法性问题,涉及到文学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与总体规律,涉及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与总体力量.正如韦勒克所呼吁的,“不要低估这股传统的力量”,因为“某些简单的真理站在维护它的一边.艺术避免不了同现实打交道,不管我们怎样缩小现实的意义或者强调艺术家所具有的改造或创造的能力.”⑿这一“简单的真理”可以说是现实主义之所以被一再提起的本质原因,是它能够与“纯文学”、虚无主义、颓废主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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