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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方面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大学出版与学术相关论文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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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出版,经济是手段,文化是目的.大学出版作为文化产业,其贡献在产业之外.倘若我们今天的大学出版社背靠西南联大这样一所大师云集、英才辈出、思想活跃、成果迭出的大学,何愁没有出版创新?我们讲大学出版社为大学服务,恐怕主要也在于坚定地支持这种探索、思考和创新.认识大学的保守文化,小心呵护它,才会按规律办事,才会对大学的变革发展持以正确合理的期待.
关 键 词：大学出版；现代大学；学术创新；出版创新
对大学出版战略以及“十二五”发展思路这类“宏大叙事”,我个人无甚新论和高见.这里,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大学出版与学术创新”这个老话题.我始终认同的观点是：出版,经济是手段,文化是目的.大学出版作为文化产业,其贡献在产业之外.我们是赚钱为主,顺便做点文化；还是主要经营文化,顺便赚点钱.顺序颠倒,结果是很不一样的.我谈的问题,在经济与文化中,侧重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中,侧重传统；在务虚与务实中,侧重务虚；在大学与出版中,又侧重大学.
一、从“诺贝尔奖情结”说起
“诺贝尔奖情结”不仅广泛存在于我国的教育界、科技界,也存在于新闻出版界,国人谈及此每每痛心疾首!中国奥运会办了,世博会办了,扬眉吐气.看来办世界杯足球赛实在太难,就特别渴望举全国之力、不惜代价早点拿个诺贝尔奖.每年10月初是诺贝尔奖颁发之期,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照例要发作一次.至于举办者把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先后授给达赖、刘晓波、高行健等人,实属“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国人共愤.但对于诺贝尔奖的自然科学包括经济学方面的奖项,似乎海内海外并无多大争议.人们普遍相信,中国的国力已经大大地提高了,美中不足的是,迄今尚无一位大陆籍学者获得自然科学类的诺贝尔奖.不错,是已经有多位“华人”获得诺贝尔奖,2009年又有一位,这证明诺贝尔奖委员会并不歧视华人科学家.这一事实恰恰让人疑惑：何以无一人（不包括抗战时期艰难困苦的西南联大培养的杨振宁、李政道）是在中国大陆接受教育又在大陆从事研究呢?
柳斌杰署长在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蔡翔社长的《大学出版发展战略研究》所写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几十年来,我国的大学出版社为大学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们出版了大量学术成果,成就显赫.学术品位成为‘校园内’出版社区别于‘校园外’出版社的最大亮点.然而,在确立发展战略的时候,大学出版社应当以更加深邃的战略眼光,去追求更加高远的宏伟目标.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国（大陆）的大学出版社,还没有任何一家出版过我国（大陆）的大学及科研机构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术著作（学术论文）!我认为,由于我国（大陆）的诺贝尔获奖者暂时还没有诞生出来,不仅成为我国大学出版社‘心中永远的痛’,而且也可能成为我国大学出版社层次还不够高、影响还不太大的潜在原因.”①我个人以为：我们的大学出版社将来若能推出自己国家科学家的优秀论著并获得诺贝尔奖,无疑是非常光荣的.但中国科学家是否能获得诺贝尔奖,与大学出版社层次如何、影响大小,与出版社有没有推出能获该奖的论著关系并不直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层次之高、海内外影响之大（当时属于亚洲第一、世界前三）,出版史家都是熟悉的.至于牛津、剑桥大学获得诺贝尔奖之多,众所周知,但与他们各自的出版社似乎关系也不是太大,尽管这两家大学出版社都很“牛”.出版,特别是图书出版,从本质上看它可能更适合人文社科的东西,或者说,在人文社科方面更能体现出版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从“诺贝尔奖情结”,我们很自然想到“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同样的问题钱老后来又反复问过几次,真是智慧老人!其实,“钱学森之问”提出的问题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领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存在,或许更为严重.这个“之问”的答案别说是科学巨匠、两院院士、学部委员,就是稍具历史文化常识的人也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只是大家或启而不发,或故意让答案“跑偏题”,或有意“顾左右而言他”罢了.
回到出版上,人们总是怀想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等这些出版大家渐渐远去且日益模糊的背影.长江出版传媒集团王建辉董事长在参观张元济纪念馆时题词：“张元济不可追!”后来又有知名出版人写过同题文章公开发表.如今的经济水平、物质财富、科技能力都已大大增强了,各种“硬件”比起张元济的那个时代,真有天壤之别.但一代出版大家今天有几人能望其项背.现在,我们出版界可以涌现房地产大亨、资本运作高手、多种经营能人,甚至是制造股市神话的“故事家”,但就是难以产生真正杰出的出版家.盛世可以修典,但盛世未必能出大家,包括大出版家.
二、现代出版与现代大学共生共荣
提到现代大学,不得不说北京大学；讨论现代出版,也绕不开商务印书馆.二者可以比肩,也有某种深刻的内在联系.回顾它们的历史渊源,也对我们面向“十二五”的大学及大学出版有某些启示.
本篇论文来源 http://www.sxsky.net/wenxue/030197746.html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曾经这样说：“在我的内心深处,优秀的出版社永远是无形的大学和无声的老师（不包括现今音像出
关于大学方面论文范文参考文献
出版家张元济和教育家蔡元培的私交公谊以及共同成就的事业,一直让人感叹和追怀.他们是浙江同乡,又是光绪己丑（1889）乡试同年,壬辰会试同年,又同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若算旧历,二人还是同庚,加上志向相同,可以算“六同”.因为张元济,蔡元培一直是商务印书馆的朋友,关心商务的事业,对其早期的奠基性成就有着重要贡献.他虽然不是商务的股东,却于1934年被选为董事,后来一直连任,参与制定“一·二八”的复兴规划.他虽不是商务花名册上的人,却自愿以商务人“自诩”：他给商务印书馆的人写信,历来用“本馆”而非“贵馆”称商务印书馆.有研究者说,蔡元培是张元济的精神支柱,胡适是王云五的精神支柱,而胡愈之是邹韬奋的精神支柱.我则不完全赞同这种说法,说两两之间同声相应、同气相息可能更恰当.
过去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想,没有商务印书馆,中国的现代大学也可能还要多摸索若干年.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要从蔡元培主政时期的北京大学算起的,而蔡元培出掌北大,主要是按照德国大学模式改造旧北大成新北大,这与他两度留学欧洲（主要是德、法）大有关系.商务则是帮助蔡元培完成留学梦想的最有力支持者.1907年,获得半工半读机会的蔡元培留学德国,经费还差不少,商务印书馆与蔡元培约定,通过为商务编书,给予一定报酬,实际是每月100个大洋,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19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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