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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0;二次革命”失败后,蔡元培决定再次出国,商务给他预支稿费每月约200大洋,同时还帮助他留在国内的妻小,使其得以安心求学,数年后顺利归国.1919年“五四”运动后,北洋政府被迫请蔡元培重主北大,不知他的行踪,催请电报无处可发,只能发到商务印书馆,请商务转交,由此可见交谊之一斑.蔡元培一生廉洁,无恒产、无积蓄.他去世时还是中央研究院院长,治丧事宜却是由商务印书馆料理的,可见其与商务关系之深.我想,商务成就了蔡元培,而蔡元培的思想,特别是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对商务印书馆,也无疑是有某种影响的.

三、大学的学术创新是大学出版创新的基础

在出版社编辑活动中,是选题策划更重要,还是审稿加工更值得重视,历来是有争议的.我以为,对于大众出版来说,特别是一些普及之作、文化快餐乃至跟风产品,策划的作用举足轻重.但在专业的学术出版领域,编辑的工作主要是“价值判断”和“规范化”,对策划的作用不可随意拔高和过分倚重.周振甫对钱锺书《谈艺录》《管锥编》的编辑贡献固然值得称颂,但这些著作的学术价值主要还是来自作者的创造.学者研究什么、怎样研究,乃至能拿出什么样的成果,与策划者是没有太大关系的.优秀的学术成果来自优秀的学人,特别是学术大师,而学者最重要的东西是学术的精神,是敢于质疑、勇于批判与创新的精神.

因此之故,出版学专家们格外青睐学术精神、大学精神.不可否认,我们曾经有过真正的学术精神、大学精神.1929年,陈寅恪先生为现代学术大师王国维撰写纪念碑铭文,其中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三光,是日、月、星.这样的评价当然完全适合于陈寅恪先生自己,而这段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明何以今天的大陆学者不能拿到诺贝尔奖之类的大奖.

香港著名教育专家金耀基曾说：“学术的独立自由应该是大学的‘最高的原则’,只有在这个原则的坚持与维护下,大学才能致力于真理的探索,才能在辨难析理的过程中将错误、独断的假知识减少至最低程度,而有可能一砖一石的建立起‘知识的金庙’来.”③前面提及的蔡元培先生之所以深受尊崇,让人景仰,就在于他奠定了北京大学乃至中国大学数十年兼容并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确立了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准则和文化精神,并且付诸实践.抗日战争中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战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其环境之恶劣与成绩之显著,形成极为鲜明的反差；它的“破破烂烂却精神抖擞”也与我们今天日渐富裕、奢华,也日渐世俗化的大学形成巨大反差,以至让今人觉得“不可思议”.那些名家大师几乎是在饥寒交迫中创造出传世之作、培养出栋梁之才,原因何在?当年执教西南联大的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所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的一段话,或许能给我们答案.他说：西南联大“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正因此故,一个已经消逝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学,还能如此吸引那么多知识者的目光.它的魅力远不止于“艰苦创业”和“人才辈出”.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在我看来,谈论联大的意义,对今日中国正热火朝天地开展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启示.大学的使命,除了传播知识,更为永恒的命题在于探索、思考,以及挑战各种成见.”④试想,倘若我们今天的大学出版社背靠西南联大这样一所大师云集、英才辈出、思想活跃、成果迭出的大学,何愁没有出版创新?我们讲大学出版社为大学服务,恐怕主要也在于坚定地支持这种探索、思考和创新.

四、大学出版与学术的创新需要自由的空气和宽松的环境

大学出版的创新、大学学术的创新看似大学及其出版社的事,其实不是,至少不完全是.一个国家要想其科学家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家取得创造性成就,就得创造一种制度环境,让科学家们能独立地、自由地思考、研究.在学术文化创新上,可以说是“制度决定成败”.众多的基金,大量的投入,无穷无尽的各种“工程”,最终都解决不了学术创新、科技创新的难题.

2010年5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回答北京大学一位学生关于如何理解“钱学森之问”时说,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激,也是很大的鞭策.温家宝强调大学改革要为学生创造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环境；大学还应该逐步改变行政化,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大学应该以教学为中心,使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我个人认为,“钱学森之问”的解决有三个层面：专家学者个体,大学与专业研究院所,国家——党和政府.套用老话讲,党和政府的政策与制度设计才是“纲”,其他两个层级都只是“目”.能否有独立思考、自主创新的环境,能否真正按教育规律办学,按科学规律研究,主要取决于“纲”,而不是“目”——“纲举则目张”.

有学者针对前苏联说过一段话,似乎就是针对当下中国说的：苏联向科研机构拨了大量资金,但唯有当这些资金“流入独立的科学观点控制的渠道”,即由自治的科学共同体掌握、使用,才能对科学研究产生积极作用.否则,这些补助的分配伴以建立政府指导的企图,它们施加的影响便只能是破坏性的.当代中国投入到大学、研究机构包括出版社的经费越来越多,堪称庞大,但它们大多数是由行政权力主导分配的,因而其作用也是相当不确定,至少是十分有限的.倘若思想的自由、学术的包容还是宏观一点的困惑,而现行的学术GDP崇拜、有百害无一利的量化考核、按数字搞学术及教育上的“梁山水泊排座次”,更是从学术评价机制上彻底断了学术与文化创新的“后路”.我们很欣喜地看到,最近出台了《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强调重质,重创新,重同行评价.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对这一“意见”,学者反响积极,而一些科研管理者反应则比较冷淡.实际上,不合理、不科学的量化考核体系造就了一个利益集团,甚至形成了一个利益链.一种新的机制的建立,是对既有利益集团、利益链的一种冲击.

如何办大学、如何办大学出版,现在是不是可以允许有略带自由的思考、略显个性化的选择、稍微多样化的模式?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秉持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版人?我觉得出版社与大学在文化品格上有相近、相通之处.章开沅先生2007年从牛津大学访问归来后,发表了《泰晤士河源头的思考——从“牛津现象”谈起》一文.他说：“牛津的特点是政治上偏于保守,文化上善于守旧.”“牛津就是这样悠然自得地经历了几百年的沧桑巨变,旧貌并未完全换新颜,却又不紧不慢地跟上时代的步伐.无论是人文还是科技,许多学科仍然处在世界前沿,人才与成果之盛有目共睹,遑论诺贝尔奖获得者之绵延.”⑤在章先生看来,现代与传统并非截然两分,创新与守旧本应相生共存,否则创新便必然会流于浅薄的时髦,甚至流于单纯的形式创新乃至话语创新.出版的创新与守旧也当作如是观.

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这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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