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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语言类论文范本,与文学语言的农民化相关论文答辩开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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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俯就大众的问题,而是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是否与大众相通相融的问题,相通相融的先决条件就是学习、掌握群众的语言.知识分子只有放弃自我的话语体系、言说方式,熟悉并采用农民的的话语体系、言说方式,他们才能真正走进农民的概念世界、情感世界,才能把握农民想象世界的方式,才能最终实现与农民大众的结合.可见,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发动一场语言变革决不是偶然的,他深知语言背后的玄机.李陀认为,“延安整风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是一次整顿言说和写作的运动,一次建立整齐划一的具有高度纪律性的言说和写作秩序的运动”,这是很有见地的.三
延安整风运动后,知识分子掀起下乡热潮,同时也掀起了学习农民语言的热潮,一些作家纷纷检讨反省自己的语言问题.丁玲说：“老百姓的语言是生动活泼的,他们不咬文嚼字,他们不装腔作势,他们的丰富的语言是由于他们丰富的生活而产生的.一切话在他们说来都有趣味.一重复在我们知识分子口中就干瘪无味,有时甚至连意思都不能够表达.我们的文字也是定型化了的老一套.欧阳山说,作家“使用什么语言是由对象决定的.给什么人看,就用什么语言”.这些反省和检讨很大程度上有对毛泽东《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诠释和转述,但我们不能否认其中包含的知识分子自我更新的虔诚与渴望.
对比延安前后期的作品,不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甚至文学批评,都是两种语言格调,方言、乡村口语、俗语、谚语、野词儿等大量农民语言符码,有史以来第一次全面进人文学作品,并成为文学语言的主导,演剧活动基本上用陕北方言.谢觉哉说：“文化人下乡,吸收了许多方言,不止句子变了,文章的组织也有些新鲜样.”“先是普通报纸上出现北方方言,后来作为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也出现了很多陕北方言”.“我们的秧歌都是用陕北话写的,也用陕北话演,我们在语言上的确比从前那种清汤寡水的普通话活泼生动得多了.”诗歌以《王贵与李香香》为代表,完全口语化,民谣化,文人诗学所看重的“意境”、“气韵”、“辞采”被抛弃,同时也离开了个性主义、理性主义为内涵的“五四”自由诗传统,朝着民歌、鼓词、顺口溜之类口头文学风格发展.总之,文学语言的农民化、通俗化成为后期延安文学语言的典型特征,不过,不同背景作家的情况又各不相同.
一般而言,延安作家依据出身、经历、文化程度、文化素养的不同,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土生土长的本土作家,如赵树理、孙犁、马烽、西戎等；另一类是来自大城市的外来作家,这些作家中,有的如丁玲、周立波、欧阳山、何其芳等到延安之前已经有较长的创作经历,在文坛也有一定知名度,还有一些在文学上刚刚起步的年轻人,如柳青、奚如、杨朔、草明、刘白羽等.
外来作家中,丁玲、周立波、欧阳山等在去延安之前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语言风格,一个人的语言风格一旦成熟,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虽然在时代精神、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也会发生变化,但变化终究是有限的,这是语言演变的基本规律.所以,延安语言革命给他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农民群众的鲜活语言来充实、丰富自己原有的语言积累,以民间化、本土化的语言追求来克服以前过于欧化和文人化倾向,向汉语的民族化、大众化迈进,而他们原本就有的那种绵密细腻、精致流畅的语言风格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因为融入了农民语言的生动鲜活,剔除了过分欧化与文人腔而更具有表现力.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她“前延安”时期的作品相比,在语言风格上除了更流畅、更生动、更通俗外,她原有的那种丰富细腻的语言风格依然存在,大量的词汇,多变的句式,非常具有表现力,特别善于表现人物委婉曲折的内心世界.
再如周立波,将《暴风骤雨》与《牛》相比,除了依然保持了他精致、细腻的语言特色外,一个典型的区别就是《暴风骤雨》运用了大量东北方言土语,人物语言非常个性化、本色化.现在看来,正是浓郁的民俗风情与鲜活的民间语言赋予了这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文本充分的“文学性”.
七月里的一个清早,太阳刚出来.地里,苞米和高粱的确青的叶子上,抹上了金子的颜色.豆叶和西蔓谷上的露水,好像无数银珠似的晃眼睛.道旁屯落里,做早饭的淡青色的柴烟,正从土黄屋顶上高高地飘起.一群群牛马,从屯子里出来,往草甸子走去.一个戴尖顶草帽的牛倌,骑在一匹儿马的光背上,用鞭子吆喝牲口,不让它们走近庄稼地.
这是作品开头的一段环境描写,语言精致细腻、和谐流畅,正如七月的清晨一般沁人心脾又赏心悦目.接下来写赶马车的老孙头,且看人物的动作、语言以及心理活动：
“才跑上几步,就累着你了要吃,你尽拣好的,谷草、稗草还不乐意吃,要吃豆饼、高粱.干活你就不行了瞅着吧,不给你一顿好揍,我也不算赶好车的老孙啦.”他光讲着,鞭子却不落下来.等老孙头扭转脸去,瞅瞅车上的人们.等他们是八路军的哪一部分来干啥的赶车的都不明白.他想,不明白就不明白吧.反正他们会给他车钱,这就得了呗.
比起《牛》中“知识分子化”的张启南,老孙头要真实、生动得多.这段文字在句式的长短变化、语气的抑扬顿挫、措辞的准确精练以及人物心理的细腻鲜活等方面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充分显示了周立波高超的语言能力,也展示了真正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的汉民族文学语言的魅力.
对那些在文学创作上刚刚起步的外来作家来说,延安语言革命对于他们的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们正处在学习语言、并逐渐形成自己的语言个性的时期.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刘白羽、奚如、王震之等,如果没有延安语言革新运动,他们或许会顺着《在旅部里》的语言路子一直走下去,其结果可想而知.现在,他们由取法外国转为师法本土,及时纠正了语言的恶性欧化倾向,向语言的民族化、现代化的方向健康发展.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延安本土作家由于特殊的生活背景,他们不需要刻意学习农民的语言,需要的是如何将农民语言提炼升华成更有表现力的文学语言,克服语言表达上的拖沓琐碎毛病.毛泽东就曾经说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写得不错,就是题目太长了,他后来的《凤仙花》就精炼多了.赵树理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农民语言的熟练掌握和精心提炼.他用洗练的民间语言勾勒出一幅幅农民生活的本色画面,形成其独特的“农民化”特征,既具备文学语言的严密简练,又保有大众口语的新鲜灵动.但是,赵树理在推崇民间文化资源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拒斥了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与“五四”新文学传统,这使他的文学语言在民族化道路上缺乏更坚实的前行力量,与解放区另一位本土作家孙犁相比,他的作品明显缺乏孙犁作品的意蕴和情致.孙犁的语言没有欧化句子的繁琐与估屈聱牙,却有着现代语言的精密细腻,是口语化与文人化的完美结合,我以为这才应该是现代汉语的发展方向.当年《解放日报》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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