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有关论文范文集,与邱兴隆:和96名死刑犯同监相关论文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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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兴隆的名字,很多时候都和“死刑”联系在一起：他公开呼吁立即废止死刑,发表和死刑有关的论文,组织关于死刑的国际研讨会,还与志同道合者成立了中国死辩同盟网站,为死囚辩护.在他的记忆里,有着许多让他无法忘怀的死囚倒影.

“当我看到他走出铁门、前往刑场时的眼神,心里非常难受,感觉好像是我杀了他一样.”邱兴隆坐在位于长沙的律师事务所里说这句话时,按了好几次打火机,才点着手上的烟.

邱兴隆说的是一个姓苏的小伙子.1996年,在河北石家庄看守所,这个小伙子因为主动坦白偷了2.7万元而被判了死刑.

“当时的法律规定,盗窃两到三万就可以判死刑,一审判下来时,连看守所的所长都不敢相信他会被判死刑.”看守所所长看不过去了,把邱兴隆叫来,让他上诉状.他们都认为这个案子一定可以改判,但最后是――维持原判.

邱兴隆彼时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但看守所所长不必出门恭迎,因为,邱兴隆自己就和这个苏姓死刑犯关在同一间牢房里,正等待着似乎遥遥无期的审判.

当1998年春节的热闹已过,邱兴隆被判无罪的时候,他已经在收审站和看守所里待了五年零八个月.这五年零八个月里,他一共看到了96个死囚走向死刑.

法学之路

30年前的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15岁的邱兴隆高中毕业.此时,中国和越南之间的战火已经烧了起来,这个来自湖南湘乡的少年希望能够成为士兵置身战场.他的士兵梦没能成真.他不得不重返学校,补习了半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

“当时说是读法律系,但整个国家其实没什么法,也就是《宪法》《刑法》《婚姻法》,而且《刑法》用得多,自然而然就对《刑法》感兴趣.”邱兴隆回忆.

在邱兴隆考上大学的1979年,国家颁布了《刑法》.“1979年之前,死刑被滥用了,任意性太大,没个准.像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案子,死刑起到的是反动作用,被扼杀的是真理.”邱兴隆说.

1979年之后,尽管死刑是作为法律手段存在,但和政治的结合依然紧密.《刑法》颁布之后不久,全国性的严打开始了.

“严打时期,死刑的适用范围被扩大了.比如说盗窃罪,1979年最多是无期徒刑,到了1981年,就可以判死刑了,盗窃罪一下成为死刑大户.”邱兴隆说了一个案例,当时有人偷了一批电池,受害人报案是价值4000多元,但当时公安局搞了个界定,定成3万多元,这就判成了死刑.这起案件后来被认为是一起错案.“因为后来发现那些电池是假冒伪劣产品,不值那么多钱.”

邱兴隆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自己写的书《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为此书作序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教授高铭暄.

1986年,23岁的邱兴隆成为高铭暄教授的博士研究生.一年之后,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邱兴隆本打算以死刑为研究方向,但高教授否定了,高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死刑是不便于拿出来谈论的,这是个政治问题.

彼时,正值海南建省前夕,原本平静的岛屿一片喧嚣.在和朋友到海南大学联系工作的时候,邱兴隆被校方开出的优厚条件所吸引,答应毕业之后到该校工作,并以教学实习的名义留在海南,办起了一家书店.

1989年,匆忙回京完成博士论文的邱兴隆,7月份办理了分配到海南大学的手续,并准备在8月份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看起来,他的学业之门马上就可以关上了.但他没想到的是,此时,属于他的“传奇”之门才刚刚打开.

1989年7月20日,邱兴隆被警察带走了.在一次清查行动中,警察在他那里发现了几部书稿.当晚,邱兴隆便以“涉嫌非法出版”之名被送进了北京市公安局收容审查站.

“收容审查的最长期限本应为3个月,但等事情查清,我被整整关押了185天,收审结束时,还留下一个尾巴――取保候审.”邱兴隆回忆.

在邱兴隆被收容审查期间,海南大学已经致函中国人民大学,表示不再接收他.

1990年,虽然邱兴隆获得了自由,但当时北京市收容审查站只是口头宣布事情已经查清,其不存在违法行为.当邱兴隆提出要书面结论时,遭到了拒绝.“从承办人员那里了解到,之所以不给书面结论,是因为当时行政诉讼法已经出台,我属于被错误收容审查,而且超期,下发书面结论等于给我提供诉讼的证据.”邱兴隆说.

当时,他的老师高铭暄、王作富教授曾在多种场合以他的遭遇为例,呼吁制止滥用收审、侵犯人权的现象.

“收审释放”的影响巨大,没有单位愿意接收他,遇到有愿意接收他的单位,又要他出具收审他属于司法错误的法律文本.邱兴隆感到了心灰意冷,与中国人民大学不辞而别,“失踪”了.

和死囚在一起的日子

他下海做了一个书贩.1993年,邱兴隆在河北石家庄向一位书商追款,没钱给他的书商给了他一批盗版的《读者文摘》精华本,他接受了.这些书后来被查了出来.

“当时正值全国扫黄打非,而石家庄又是盗版书的重灾区,甚至因为我是法学博士生的原因,我被某些地方领导刻意树立成了反面典型.”

1993年3月,邱兴隆被石家庄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出版”为名收容审查.1994年8月,已经被收审近一年半的邱被以“投机倒把”罪名逮捕.他从收审站转到了看守所.

由于一直没有终审判决,邱兴隆就一直待在看守所里.这种厄运意外地给邱兴隆研究死刑提供了便利.

“那些被判了死刑的人,各种各样的心态都有.”邱兴隆见识了各式死刑犯,有刚进来的时候大无畏的,但临到上刑场时,屎尿弄了一裤子.执行死刑的人都有经验了,把犯人的裤腿都扎好；也有不怕的,笑着走的,还开玩笑说,哥几个再见啊,上路了.

邱兴隆思考,为什么看上去和我们一样的人,就非把他杀了不可?还有那么多人,即使按照并不合理的法律规定,他也不该判死刑,为什么就判了死刑?“如果我是法官,在判死刑的时候,我会受到煎熬,但有的人也许不会.”

看守所里的一次经历让邱兴隆深感触动.

1996年的冬天,他和两个死囚关在同一个号子里.邱兴隆当时胃出血,拉出来的全是一块一块的血,往盆子里吐的也全都是血.“吐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就要死了.”邱兴隆说他晕了过去,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仍在原地,没有死,也没有人把他带走.他听到牢里的人都在大声地给他报号――这里有人生病了.

好不容易,有个干警过来,看了看躺在地上的邱兴隆,踢了他一脚,以为他是装病,走了.那两个和邱兴隆同号的死囚用手铐使劲砸着铁门,大声叫道,你们还管不管啊,人都要死了!

“他们是死囚啊,但他们在想着救我,这个时候,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杀人的时候也许很凶残,但这个时候的他们又怎么解释?我觉得人性本来是善良的.”邱兴隆认为这样的经历影响了他日后主张废除死刑.

邱兴隆早期做学生的时候是主张保留死刑的.“做学生的时候,从学校到学校,没什么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看守所的经历是一种财富,从素材的收集到思想的积累,都是在书斋里找不到的.在看守所里,抬头见刑法,低头见罪犯,想不思考都不行.”

邱兴隆开始有意地研究看守所里的死囚.为了了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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