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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游牧者来讲,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各种不同的认同诉求对他身心(精神与肉体)的穿透.
再者,客观的环境也造成游子心理上的困境,因为游子客居异乡,他对当地人来说总是外来者(exotic).他的长相、口音、语言、饮食等乃至生活习惯,或多或少都与当地人有相异之处,被目为“异类”或“非我族类”乃自然而然之事.故移居者想要和当地人彻底融合或归化是不可能的.尽管他努力想达成这个目标,别人也仍将他视为异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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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离散者总是具有相当的乡愁感(nostalgia).在面对当地主流族群时,他们只有认同位于远处的“祖国”时,才会得到快乐、尊严以及(替代性的)归属感.固然那样的归属感多半只是想像的认同.
然而对想像中的祖国产生认同,却又往往是他们在居留地被边缘化的一种征兆.
且不说在美国或欧洲这些白人占主流的地区,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在东南亚亦复如此.如马来西亚在独立建国之后,马来人主导的政府即独尊马来语文与文化,又在不少政商文教领域保护马来民族特权,将其他族群共享国家社会资源的权利排除在外,形成马来西亚式的种族隔离(mapartheid).马来政府先后开除许多华社领袖,如林连玉、沈慕羽等人的公民身份,只因这些人希望将华语列为官方语言,就被当局视为破坏国家和谐的人物.1969年发生于吉隆坡的“五•,一三”流血暴动,更将华巫之间的语文、教育政策的冲突扩展到极致,使得此后华社推展文化的任务无法深入.若想推广文化事业,得先顾虑当局的行政策略.1970年代马来政府甚至禁止华人在公开场合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活动(包括文学、戏剧、舞蹈、音乐、绘画、书法、雕刻等),意欲将华人语文及文化边缘化,且非常疑惧马来华人因认同中国而会对马来西亚不忠.
在这种情况下,华人必须不断表示效忠马来西亚,但对文化根源的认同,却仍有许多人不愿放弃.他们一方面体认到“离”,自己是离根移栽于异域的花朵,一方面则感受到“聚”,应以文字、文学、文化来凝聚自己这个族裔.如方北方所说:“今天有关国家的事务,固然是以国家语文处理.但是集中将近国家一半人口的华人来讨论如何献身国家和效忠政府问题时,华人还是要用中华语文的”.
世界华文文学领域中要找这一类事例,可说俯拾即是.60年代白先勇笔下的吴汉魂《芝加哥之死》,以死抗拒在异域的异质化命运,依萍《安乐乡之一日》,在跟女儿屡起冲突中备尝异域“安乐乡”生活的苦果,都属于此类.在美华文学中有一类“香蕉人”形象,形容华人失落了东方文化而又无法完全被西方文化接受.东南亚华文文学也常会写一种“马铃薯”的悲哀.例如菲华作家佩琼的小说“油纸伞”中的中菲混血少女李珍妮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很好的中国文学、文化修养,却因为从母亲那里遗传的肤色而被恋人文斌的华族家庭拒之门外,甚至不被整个菲华社会理解.她由此悲叹:“我的悲哀是自己是马铃薯,不管内里怎样黄了,外表仍是褐色的.”这些香蕉人或马铃薯,讲的就是离散者流动的身份,以及挣扎在居住地文化和祖国文化间的痛苦.
这种痛苦,作家们有时也会用上下两代的关系来表现.如菲华作家陈琼华的小说《龙子》和美华作家庄因的小说《夜奔》,都描写华人父子间的冲突,而冲突都集中在语言认同上:父亲认为“中国人永远要说中国话”,儿子却认为既然已归化了外国,就应该说“外国话”.其它的表现方式还很多,例如讲异乡生活的不适应啦、遭种族歧视的经验啦、终于返乡回归啦等等等,都可以印证离散认同的分析.
1998年,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还和中国沈阳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一套《美国华侨文艺丛书》,丛书的作者都是美籍华人,早已失去了“华侨”身份,但他们却坚持自己的创作是“华侨文艺”而非“华人文艺”.丛书主编黄运基(他在美国已生活了五十余年,早已加入了美国籍)在”总序“中特地解释了其中的缘由:“就国籍法而言,真正称得上‘华侨’的,实在已为数不多.但这里之定名‘华侨’,则是广义的、历史的、感情的”,“美国华侨文化有两个特定的内涵:一是它在美洲这块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但它又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紧密相连,二是在这块土地土生土长的华裔,他们受了美国的文化教育的薰陶,可没有也不可能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等他们也在觅祖寻根”.可见离散认同历久不衰,至今仍可找到足以与之相符的华文文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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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土的论述
但正如《龙子》或《夜奔》所显示的,移民第一代和第二代的认同意识并不见得相同.上一代具有乡愁、认同祖国,下一代却未必.因此离散认同在某些情况下并不适用.
陈贤茂在《海外华文文学不是中华文学的组成部分》中曾言及这样一件事:1992年他同几位海外华文作家对话时问道:“当你们教育子女时,是要他们认定自己是中国人呢,还是外国人”蓉子(新加坡籍)当即回答:“新加坡人.”而赵淑侠(瑞士籍,现居美国)、赵淑庄(美国籍)则异口同声答道:“中国人.”
这件事,也显示离散认同不仅在解释某些新移民或某些移民第二、三代时不适用,在某些地区也未必适用,像蓉子就可能不能用离散认同来描述.
当然,陈贤茂问这个问题而得到不同的答案,也肇因于“中国人”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歧义性.因此赵淑侠她们固然早已入籍为美国人、瑞士人,在文化及心理上依然可以自称是个中国人.但“中国人”这个词中既有“中国”,中国又是个具体的国家,所以说自己是个中国人时,往往又会与发言者所处的那个国家国籍相混淆.蓉子或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说要教子女认定自己是新加坡人而非中国人.当然,也可能蓉子指的就是无论在国籍或文化认同上都要教子女成为新加坡人,要扬弃“中国性”、建构当地性.
这,一种是分裂认同,既认同所居地为其政治身分所属,应对它效忠,又认同文化母国为其精神依托.另一种,是“直把异乡做故乡”,不再系恋母土原乡,而说现在所居之地就是故乡,本土的文化就是自己文化上的依凭.
分裂认同的例子很多,如黄文斌说:“身为马来西亚华人,我们至少面对两种困惑:一、身为华人,我们希望能够保留汉民族的文化、教育及生活方式,二、身为马来西亚的国民,我们也希望与其他种族共同塑造一个共生共荣的‘新兴国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主持或推动华文、华教的人士,不少人采这种态度.这些人,他们在创作华文文学时,已不想“落叶归根”,也不认为自己是飘零离散的游子,他们知道他们属于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创作华文文学,只是因为要保存自己作为华人的文化特征或满足其文化感情.
不再认同故国,而以所居本土为新认同对象者也很多,如马华作家林春美在《葬》中将上下两代对故乡籍贯的情感描述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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