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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类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的编纂相关如何更新论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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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有限,给予的待遇菲薄,每月只有几十元的补贴.但先生们出于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不计报酬,不计辛劳,执著地投入这一工作,并以有幸参加这样的文化工程为荣.我记得因为陈刚先生年龄较大,我担心他的身体受不了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再三动员,他才非常不甘心地退出编目工作.虽然退出,还经常抽空来坐一坐,看一看.由于善本部本身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有限,所以《国图敦煌总目录》的大部分初稿由这些先生完成.这些初稿至今完整保存在我家,看着上面工工整整的铅笔字,私心区区,实不能已.善本部参加这项工作的,除了我以外,先后还有李际宁、黎明、陈红彦、黄霞、胡谦.我时任善本部副主任,有许多职务内的工作必须承担,不能每天守在编目组.只能在布置工作以后,每天去看几次,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有时疑难问题比较多,只能让大家把它们先留下来,待我有时间再去解决.日积月累,疑难问题堆积如山,这也是《国图敦煌总目录》日后长期未能定稿的原因之一.李际宁时任善本组长,我若不在,便由他负责掌控全局.黎明、黄霞两位每天除了负责从库房提取、归还遗书,监护遗书的安全,还参与目录的编纂.嗣后黎明同志辞职出国,这部分工作就由李际宁、黄霞承担.先后担任善本部主任的李致忠先生、张国风先生亦为这项工作的增上缘.
我于1993年5月调离国图.离开前,与善本部签订协议,承诺继续承担编纂《国图敦煌总目录》工作；善本部则承诺给予我离馆前同样的工作条件.该协议经主持工作的唐绍明常务副馆长签字生效.此后,我经常到国图去,由于解脱了行政职务,可以安心从事编目.但本身毕竟已不是国图的工作人员,许多具体的事情更多地由李际宁挑起重担.其后李际宁担任善本部副主任,工作担子更重,但对《国图敦煌总目录》的编纂从不松懈.
大约在90年代中期,《国图敦煌总目录》的初稿基本完成,国图敦煌特藏的主体部分均已著录,能够查到的文献大部分已查出,对若干文献做了录文.其中的藏文部分,则在黄明信先生的指导下,由东主才让先生承担著录工作.
《国图敦煌总目录》共分四卷：《馆藏目录卷》、《分类解说目录卷》、《索引卷》、《新旧编号对照卷》.总计约2000万字.限于篇幅,下面仅对《国图敦煌总目录》的基础目录——《馆藏目录卷》的内容略作介绍.
《馆藏目录卷》用条记目录的方式对敦煌遗书进行全面的著录.《馆藏目录卷》中公布的项目共分13个大项39个小项.与以往敦煌遗书目录不同的是,我们清醒而有意识地从文物研究价值、文献研究价值、文字研究价值等三个层面研究、厘定并著录敦煌遗书的各个知识点.在工作中逐渐完善体例,严格按照体例采集数据,编纂目录.我们的上述工作,为其后制定敦煌遗书定级国家标准奠定了基础.
就文物研究价值而言：
对国图敦煌特藏全部遗书重新给予统一的新编号,命名为“北敦号”,用汉语拼音字头“BD”表示.编号时兼顾到敦煌遗书的文物特征与遗书上所抄写文献的特征,创造了对敦煌遗书进行编号的新方法.亦即当某遗书为单主题遗书{1}时,该遗书的文物号{2}与其上所抄文献的文献号{3}统一,此时的编号为该遗书的主编号{4}或二级主编号{5}.当某遗书为多主题遗书{6}时,该遗书的文物号与其上所抄文献号不完全统一.此时的文物号为该遗书的主编号或二级主编号,文献号为该遗书的次生编号{7}.
对遗书的文物特征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著录：包括遗书的总体数据,即长度、高度、纸数、正面抄写总行数与行字数、背面抄写总行数与行字数.还对该遗书每纸的具体数据,包括长度与抄写行数进行著录.此外著录了遗书的装帧形式,区别全、残、脱、断等四种情况著录首尾存况,著录护首、天竿、缥带,护首经名是书写还是贴签、扉页情况、扉画情况,著录卷面残破情况及其位置,著录卷面油污、水渍、霉烂、污秽等情况及其位置,著录有无界栏及界栏的种类,著录卷尾情况,著录有无虫茧、线绳、纸签等各种附加物,著录尾轴、轴头的情况,著录有无裱补及裱补年代、现代是否修整等等.
凡同一遗书抄写若干件文献者,按照每件文献在该遗书中的先后次序,著录其名称、行数、正反面位置、编号,并对同一遗书上诸文献的关系进行分析.
如有可以缀接的遗书,尽量予以缀接并加以著录.有些遗书的缀接情况比较特殊,则另予说明.即使不能直接缀接,如原属同卷,亦予以著录.
就文献研究价值而言：
用分类号著录每个主题文献的分类.分类号以“F”为字头,意为“分类”.研究者可依据分类号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分类解说目录卷》中检索到本号及与本号有关的各种信息. 敦煌遗书常有同经异名、异经同名、同经异本、同经异卷等情况,一般研究者常常因此困惑.我们对每一种文献均厘定其具体内容,采用通行名予以著录.如果遇到同经异名、异经同名、同经异本、同经异卷等情况,一概在经名项中予以说明,使研究者一目了然,迅速把握文献的异同.
我们对每一号遗书上所有的文字均进行查核,力争做到每一行字、每一个字都有交代.凡属有传世文献留存的,尽量与传世文献核对,找出该文献的首尾对照项.如果没有传世文献留存,则尽量与学界已有的录文核对,找出它的首尾对照项.如果尚无录文或录文不符合需要,则我们自己进行录文.如果因篇幅、时间等关系难以录文者,则对文献内容作简要说明.如果所著录文献与对照本的内容、文字等有差异,则予以说明.
原样照录文献现存的首尾题、题记（含题记、题名、勘记三类）.如属杂写,为节省篇幅,对无意义杂写不录文,但均予以描述性著录,亦即著录其位置、行数、字数.如该杂写有研究价值或能够串联成文表达完整意义,但不足以形成主题文献者,予以录文.虽为杂写但足以形成主题文献者,列为单独的主题文献.凡有印章,一概著录印文内容,并著录其大小、形状、颜色、位置.
著录每一文献的书写年代.包括公元纪年（或世纪）与中原王朝名称或敦煌地方政权名称{1}.如公元纪年可考者,标注公元纪年,不标注世纪,且公元纪年在前,中原王朝名称或敦煌地方政权名称在后.如公元纪年不可考者,标注世纪,且中原王朝名称或敦煌地方政权名称在前,世纪在后.
著录遗书卷面二次加工情况,诸如句读、点标、科分、间隔号、点空号、行间加行、行间加字、朱笔、墨涂、倒乙、删除号、重文号等各种书写符号.
《馆藏目录卷》还著录该遗书在流传过程中由现代人所加的内容,包括装裱、题记、扉画、勘记、印章等.
就文字研究价值而言：
对每一主题文献的文种进行著录.如该主题文献附有不同文种的非主题文献,则该主题文献所用文种著录在前,非主题文献文种著录在后,并用编号表示其条目标号.如“汉文—藏文73”,表示该主题文献采用汉文书写,但在杂写中有藏文.
著录该主题文献的字体、有无武周新字及其使用情况、有无避讳字、古字、合体字、异体字等情况.
如前所述,《馆藏目录卷》将敦煌遗书的文物研究信息、文献研究信息、文字研究信息分解为13个大项39个小项,分别予以采集著录.这是《馆藏目录卷》公布的部分,具体工作时的采集点则为14个大项42个小项；数据库中则分解为14个大项47个小项.当然,上述项目是在常年工作中逐渐发展与完善的,刚开始时,采集的项目还没有分得那么细.实际上,目前数据库中虽然将有关数据分解为14个大项47个小项,但真正统计、检索时,依然嫌分得粗略.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数据库,将有关项目进一步细分,以使这些目录数据发挥更大的功用.
我们的基本态度是,对数据的采集应尽量客观.这里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数据本身应该是客观的.第二,采集者应该用一种客观的心态来对待数据与采集数据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曾走过弯路.
比如说,早期著录时,我们采用“字品”来著录遗书上所写文字的书写水平及书写者书写时的认真程度,用“书品”来著录遗书上文字的谋篇布局及其书法成就,并分为“佳”、“尚可”、“差”等三个等级.后来发现这种评价的主观性很强,不同的著录者面对相同的遗书,所给的等级可以完全不同.即使同一个人,今天看到这件遗书,可能评价为“佳”；明天再看同一件遗书,评价也许变为“尚可”.我本人有过这样的经验：当连续看过几件书法比较差的遗书,再看到一件书法相对较好的遗书,所给评价可能为“佳”；相反,连续看过若干书法较好的遗书,然后看到一件书法相对较差遗书,所给评价可能为“差”.如果把上述评价为“佳”与评价为“差”的遗书放在一起再作比较,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差距实际并没有那么大,有时甚至发现评价为“差”的那件或许比评价为“佳”的那件书法水平更高.所以,后来我们废止了用“字品”、“书品”来评价敦煌遗书的方法.
有些项目,看起来似乎非常客观,但著录时却往往深度涉入著录者的主观因素.这些项目,也以不予著录为好.比如不少敦煌遗书目录都著录遗书的颜色,看起来遗书的颜色是一种客观存在,似乎与著录者的主观因素无关.所以刚开始我们也企图著录遗书的颜色.其后的实践证明情况大为不然.首先,著录者随着客观条件的不同,比如在自然光下、日光灯下、白炽灯下乃至观察时光线强弱等,所观察到的颜色会有很大的差异.其次,著录者个人对颜色的敏感程度,也会影响他的判断{1}.为了避免上述客观条件、主观因素的干扰,我曾经设想采用色标对照的方式来进行颜色的著录,并拟托人到日本购买《标准土色帖》作为对照工具.但紧接着发现即使有了那样的工具书,遗书颜色的著录依然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敦煌遗书历经千载风尘,种种磨难,颇多水渍、霉烂、油污、尘秽等情况,以致一个卷子往往五花斑驳.著录某件遗书的颜色时,到底以它哪个部位的哪种颜色为标准呢?即使找到一小块似乎没有遭受各种侵害的地方,也往往可以发现它与其他似乎同样也没有遭受过侵害的地方颜色有差异.在敦煌遗书已经饱经风霜,它的颜色已经难以保持原样的今天,再来著录它的颜色,未免有刻舟求剑之嫌.这种工作不但没有意义,而且会误导读者.所以,我们的目录放弃了对颜色的著录.
目前各出版社、各收藏单位出版了一批彩色图录,网上也公布一批彩色图版.与黑白图版相比,彩色图版的色彩固然大大逼近原卷,相对来说的确更加真实地反映原卷的面貌.但就我的经验而言,这些彩色图版并不能保证它们的色彩完全等同于原卷.因此,要想真正了解某遗书的颜色,只有亲自考察遗书原件.即使这样,由于上述主观、客观条件的限制,某研究者的结论也未必能够定于一尊.
由此我认为,目录只能解决部分问题,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对不同的研究者来讲,应其研究目的之不同,有时必须考察原卷. 初稿完成以后,到2004年《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大型图录）编辑以前,我们做了这样一些工作：
1. 将全部目录初稿输入电脑.
2. 对初稿原稿与电脑录入稿进行反复核对.
3. 设计数据库,将电脑稿输入数据库.
4. 在数据库中对著录数据进行规范与整合.
1997年,我提出的《敦煌遗书总目录》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列为重点项目,社科院先后两次给予12万元课题资助.《国图敦煌总目录》实际是《敦煌遗书总目录》的一个组成部分或阶段性成果.社科院拨付的这笔费用使上述输入电脑等工作成为可能.
这一阶段中,在任继愈先生的主持下,国图与江苏古籍出版社合作,出版大型图录《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999年出版了五册,2001年又出版两册,总计七册.配合图录的出版,我们对相关遗书的目录初稿进行修订,纂为定稿.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合作以后未能继续.
妙智、净染、通了、李瑞芹、方广鉴、王鹰等参与了这一时期的工作.方曦协助建设了第一个数据库.慧海公司承担了将初稿录入计算机的任务.
三、第三阶段：2004年到2012年
2004年下半年,在主编任继愈先生的推动下,在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詹福瑞先生、副馆长陈力先生,时任善本部主任的张志清先生的支持下,国图敦煌特藏图录的出版再次启动,成立了以任继愈先生为主编的编辑委员会与以詹福瑞馆长为主任的出版工作委员会,将图录定名为《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负责出版.出版社社长郭又陵先生对此十分重视,徐蜀先生、孙彦女士承担了大量具体的工作.
2004年12月21日,时已88岁高龄的任继愈先生与参加图录工作的全体人员见面,并讲了如下一番话：
等文化建设不能那么快就看到明显的效果,可是有所感觉.看报上深圳地铁开通,几十万人挤啊,挤来挤去.咱们看挤公共汽车,一拥而上.有力气的就捷足先登,老弱就被挤下来了.诸如此类.排队时加塞啊,司空见惯.民族文化品位真正地提高不是很快就能够见效,要长期积累才行.不长期积累,光靠突击恐怕不行.搞卫生,大扫除,扫除一阵也就行了.但经常讲卫生,养成讲卫生的习惯,一个民族那才是干净的.我们到日本,那里平常就比较干净,不是客人来了打扫打扫才干净.我们这个工作,说大了是改善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品位的工作.这个工作当时看不到效益,效益在若干年以后慢慢才开始出现.这是慢工,不是速效化肥,投上几天以后苗就返青,就旺了.没有那种效果,但非常重要.
现在我们国家,文科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文科建设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现在我们印刷出版敦煌遗书是开始重视文科的表现,引起注意了.
我们这个工作意义比较重大,因为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文化建设先行部分就是积累资料.这又是一个第一步,就是积累资料.积累资料就好比打仗要粮草先行.文化的粮草就是积累资料.看来,真正的文化高潮大概你们到了中年以后才赶得上,这个世纪的中叶就会看到一些苗子.现在我们做一些准备.就因为开始做准备,这个意义就比较大了.人家还没有注意,我们先走一步,这是很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
再一个是大家都很敬业,这一点我也很佩服.比如我知道黄霞同志并不热爱这件事,但她的敬业精神非常好.这一点我有同感.我来图书馆时,本来想干个两三年就回去了.但来了以后看回不去,既然来了就尽心尽意地做这件事情.（方插话：黄霞倒不是不热爱敦煌.干了这么多年敦煌,她对敦煌非常有感情.但她对佛教没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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