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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 :本文分阶段介绍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的编纂经过,介绍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馆藏目录卷》著录的基本内容及相关问题.

关 键 词 :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总目录;编纂经过

中图分类号:G256.1;G25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3-0133-11

Compilation of 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Dunhuang Documents Collected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FANG Guangchang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5)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various phases of the pilation of 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Dunhuang Documents Collected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as well as the basic contents and problems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volume on the catalogue of the library collection.

Keywords: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Dunhuang documents; General catalogue; Compilation process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从1910年清政府学部将押运进京的敦煌遗书交由中国国家图书馆{1}保存以来,国图 敦煌遗书的历史已跨入第二个百年.馆方对敦煌遗书始终极为重视,将它们与《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文津阁本)并列,称为“四大镇馆之宝”.根据现有资料,早在敦煌遗书抵京初期,学部已开始对它们进行编目.根据内藤湖南{2}等所撰《京都大学教授赴清国学术考察报告》{3},1910年9、10月间,当内藤等五人为考察这批敦煌遗书特意来到北京时,学部的敦煌遗书已有700卷编撰了目录.其中就有书写于北魏太安四年(458)的《戒缘》下卷(现编号为BD00076号),此后该遗书长期被视为国图敦煌遗书中有年款的时代最早的写经{4}.遗憾的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学部这一早期目录的下落,也无从考察这一目录的形态.

从这批遗书交由国图保存以后,国图便开始对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进行整理、编目.百年来,国图先后为所藏敦煌遗书编过七个目录,按照时间先后,它们依次是《敦煌石室经卷总目》、《敦煌经典目》、《敦煌劫余录》、《敦煌石室写经详目》、《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敦煌劫余录续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以下简称《国图敦煌总目录》).国图所藏敦煌遗书可分为六个板块:“敦煌劫余录”部分、“1192”部分、残片部分、“新字头”部分、裱补纸部分、其他敦煌遗书部分{5}.上述《敦煌石室经卷总目》、《敦煌经典目》、《敦煌劫余录》、《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等四个目录的编目对象均为“敦煌劫余录”部分,共著录遗书8679号;《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的编目对象是“1192”部分,共著录遗书1192号;《敦煌劫余录续编》从“新字头”部分中挑选部分遗书予以编目,共著录遗书1065号.《国图敦煌总目录》则将国图所藏16579号遗书全部收纳著录.《国图敦煌总目录》的编纂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本文主要介绍《国图敦煌总目录》的编纂过程及相关问题,同时择要介绍《国图敦煌总目录》的基础工程——《馆藏目录卷》的著录内容.

一、第一阶段:1984年到1990年

1984年秋,我师从任继愈先生攻读佛教文献学.当时,任先生正在主持编纂《中华大藏经》,他交代的任务之一,就是清理敦煌遗书,从中找出未收入历代大藏经的佛典,以为《中华大藏经》所用.开始以为这个任务并不难,按照现有敦煌遗书目录进行核对、整理,列出未入藏佛典目录即可.但真正动手才知道,现有的敦煌遗书目录,实在不足以反映敦煌遗书的实际情况,无法依靠.深感没有一个完整、翔实、编排科学的目录,对研究者从事相关研究是多么不便.敦煌遗书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却缺乏一部实用的目录,这一现状与敦煌遗书地位、身份实在不相称.于是萌发自己编一部敦煌遗书目录的想法.现在看来,当时的确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把编纂敦煌遗书总目录的工作看得太简单了.

我把编目的想法向先生汇报,并提出先从国图的 品开始,先生非常支持.工作一个阶段以后发现,国图敦煌特藏数量巨大,编目工作量非同小可.先生当即决定,由我招聘一名助手,津贴由他设法解决.80年代中期,一个文科博士研究生可以有自己的专用助手,我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有了助手,工作进度大大加快.

记得当时社科院南亚所寄住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主楼,我的宿舍是从一楼东南角一间大教室用木板隔出的三分之一.我借来一部《大正藏》,一部《敦煌宝藏》,搬到宿舍.每天与助手对桌而坐,一页一页翻,一段一段查,一点一点记.另一个鲜明的记忆是斜对门一楼的厕所有一段时间动不动就堵,泛着臭味的黄汤经常漫出厕所,流满楼道.地院后勤再三疏通,依然如故.他们说要想治本必须彻底挖开.但主楼当时是所谓“三不管”,于是只能治标——从院子里挖一些泥土顺着一楼过道垒成堤坝,让黄汤沿堤坝流出去.所以那段时间我宿舍的门只能紧紧关闭.即使如此,臭气依然钻入室中,不得已,全家日复一日在臭气中生活,我与助手也在臭气中工作. 1985年下半年,经任继愈先生介绍,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为《国图敦煌总目录》立项,学会给予1万元课题经费.所以,这个项目最早是属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资助项目.有了经费的支持,我买了必要的参考书籍,请人做了五万多张佛典目录卡片.还把黄永武的《敦煌最新目录》输入电脑,编撰成敦煌学界第一个电脑版敦煌遗书索引.所有这一切,为《国图敦煌总目录》的编纂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的编纂参考属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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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我的工作依靠台湾新文丰出版的《敦煌宝藏》图版进行.但是,深入工作才知道,仅仅依靠图版无法真切把握敦煌遗书的情况,只有依据原卷,才能编纂出真正科学、翔实、实用的目录.为此曾与北图有关人士商议,希望合作开展编目工作.但因缘不熟,所谋未成.

1984年开始编目时,通行的敦煌遗书目录除了简目,一般均为叙录.我考虑叙录虽然便于编目者纳入个人的研究成果,但它的形式比较自由,如略不留意,容易将需要著录的项目漏掉.且刚开始工作时,首先接触的均是国图敦煌特藏中那些常见的佛教典籍,著录的内容也比较单调,大体上均为固定项目,可谓千篇一律,基本上没有太多可供发挥、研究的内容.于是把《国图敦煌总目录》设计为条记目录,即将需要著录的内容,用条目的形式一一罗列,以免遗漏必要的著录项.如遇到研究性内容,条记目录中无法容纳,则另行记录.

很幸运,在我开始进行敦煌遗书编目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电脑也开始进入中国的办公领域.如前所述,当时我利用电脑将《敦煌遗书最新目录》编纂为电子版索引.编纂电子版索引的工作既使我在利用电脑进行敦煌遗书整理方面尝到甜头,也积累了经验,并由此联想到将来可以利用电脑来处理海量的敦煌遗书编目数据.比较而言,条记目录显然比叙录更易于被电脑接受.因此,从长远看,条记目录比叙录有着更加强大的生命力.所以,虽然在其后的工作中曾有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有的单位甚至要求我必须把为他们单位所编的敦煌遗书条记目录改为叙录,有的刊物要求我发表时必须把条记目录改为叙录,但我对条记目录优于叙录的认识没有改变,坚持用条记目录著录敦煌遗书的决心更加坚定.

早期的条记目录内容比较简单,除了少量文物形态的著录外,主要是关于文献、文字若干信息的著录.其后招聘助手,由于助手既不懂佛教,也不懂敦煌,这时发现条记目录是一种比较适合团队工作的著录方式.工作时,简易的项目由助手负责著录,繁难的项目由我自己著录,两人分工合作,工作比较顺利.

曾有先生评论国图条记目录,认为这种方式乃仿照日本《佛书解说大词典》等有关工具书设计.实际上,虽然工作中经常查阅日本的那些工具书,但当时将《国图敦煌总目录》设计为条记目录,乃出于上述自然过程,与那些工具书并无关系.

截止1989年,我完成了四千余号国图敦煌遗书的编目.1990年在国图重启编目工作,便将这些稿件搬到国图以为参考,其后一直保存在国图善本部.待国图重启的编目工作完成,这些早期稿件失去价值,故除清理杂物时拿回若干以为纪念外,余皆丢弃.

参加这一时期工作的,除了先后聘请的两位助手外,还有李瑞芹、任重、张伶等同志.

二、第二阶段:1990年到2004年

1989年3月,我从中国社科院亚太所调到国图,任善本部副主任.这样,依据原卷编纂《国图敦煌总目录》的可能性便浮现出来.在馆长任继愈先生的提议与支持下,《国图敦煌总目录》项目提上议事日程.如前所述,从敦煌遗书入藏国图以后的数十年间,国图为馆藏敦煌特藏先后编过六个目录.这六个目录总计收入敦煌遗书10936号,约占国图敦煌特藏实际数量16516号的66%.此时计划编纂的则是第七个目录,拟将国图敦煌特藏全部纳入.所以,新的敦煌遗书的编目工作本身既属国图对馆藏藏品的基础工作,也是赓续国图前辈的编目工作而发扬光大.

编目的准备工作,从1990年初善本库搬库工作结束不久就开始了.新的善本库为敦煌遗书设立了专藏,是一个库中库.我们首先清理藏品,并把相关资料全部集中到敦煌库中.根据工作记录,我们于1990年8月初,把原来散存在“新字头”部分柜中的简编号遗书取出登记,集中存放.同年8月16日,把原来存放在战备书库中的新字号敦煌遗书共29号、唐卡4幅提存敦煌库.紧接着,我与杜伟生、王扬等几位同志一起,用大约一周时间把年初善本书库搬家时发现的两箱敦煌遗书残片逐一清点、分类,作简单登记.1990年10月,清点了当年京师图书馆时期、北平图书馆时期所编纂的各种馆藏敦煌遗书目录的稿本及当年写经组留存的各种资料.

由于国图不少敦煌遗书残破较甚,故编目之前必须解决敦煌遗书的修复.恰好善本部图书修整组长杜伟生同志刚从英国图书馆参加敦煌遗书修复回来,带来国外的经验与他的思考.在任继愈先生的支持下,我组织了多次敦煌遗书修复论证会,冀淑英、丁瑜等先生对开展敦煌遗书修复工作予以大力支持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其后,国图敦煌遗书修复工作的顺利进行,为编目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善本部人手不足,编目工作初期由善本部与国图敦煌吐鲁番数据中心合作进行.1990年12月25日,任继愈先生在编目成员全体会议上作动员讲话.

任先生指出:担任国图馆长以来,看到国图保存着许多珍贵资料,但因为没有整理编目,不能公布使用,常以为忧.现在已经具备对敦煌遗书进行编目的条件,感到很高兴.这一编目工作对国内外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只有国图的工作人员才有条件承担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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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我们应该把它做好,承担起这一责任.他说:讲到善本,传统重视经史子集.但佛教、道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清朝编纂的《四库全书》虽然庞大,收入佛教典籍只有13部300多卷.实际上佛教典籍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仅《赵城金藏》就收经7000卷.所以,以往对传统文化的观点需要改变,要重视对佛教典籍的研究.敦煌遗书中佛教典籍较多,有必要先做好这一部分的工作.现在的编目就属于基础性的工作,既是对馆藏藏品的基础工作,也是对佛教典籍的基础工作.他要求参与者不但要学习佛教知识,还要学习隋唐史,要熟悉隋唐的社会,要练就扎实的基本功.希望参加这项工作的年轻人要有长远的眼光,不要急功近利.对自己的发展要有一个规划,要培养自己发展的后劲.他说:参加敦煌遗书编目,实际上就是为自己将来的发展培养后劲.最后他强调指出:集体劳动要注意职业道德.不能公布的东西不公布,不能发表的东西不发表.世界很多单位都有类似的规定,要遵守这一规定.不要沾染抢先发表资料的坏学风. 肇创初始,工作环境比较艰苦.犹记得春节前那段时间,数据中心的黎明、尚林、李德范、李锦绣、孙晓琳等同志克服种种困难,赶到紫竹院新馆,在狭小的办公室中参加编目.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除了黎明同志外,资料中心的其他同志不再参加.再后来,黎明同志干脆从资料中心正式调归善本部.

由于工作量大,人手不足的矛盾严重凸显,任继愈先生决定从“中华大藏经编辑局”抽调人员参与《国图敦煌总目录》的编纂.先后调来的有赵瑞禾、陈刚、张桂元、牛培昌、余岫云、马彤谨、苏燕荪等.这些先生大多是退休人员,唯有最年轻的牛培昌先生是返城知青.他们参加编目的时间长短不等,其中张桂元为了敦煌遗书编目几乎投入后半生的全部精力.张桂元原是退休工人,虽然只有高中学历,但勤奋努力、细心周全,成为我们编目工作的主力之一.她虽然终生没有写过什么专著或论文,但实际已经是敦煌遗书编目的专家,甚至可以根据笔迹,直接判定某号残卷属于什么文献,大约什么年代.赵瑞禾先生是青海回京的退休教师,工作执著认真,一丝不苟,一直坚持到初稿全部完成.陈刚先生为离休的 军级干部,当时已将近70岁,好几年中,每天与诸位先生一起朝九晚五,勤勤恳恳,一纸一纸地量,一字一字地抄,一段文字一段文字地查核原文.诸位先生原来对佛教都不懂,而国图敦煌特藏绝大多数为残破佛经.当时还没有电子版大藏经,我们的工作全部靠人工查阅《大正藏》.为了核对那些残卷到底是什么经典以及相应的首尾出处,先生们翻烂了一部《大正藏》、一部《大正藏索引》.“中华大藏经编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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