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与全球化经济的运行机制》一文中曾指出:当前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中,“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等高级要素向以土地、自然资源和低端劳动力为主要要素的发展中国家流动”,“由于要素稀缺性决定要素价格,来自发达国家的高级要素能够获取高收益”;从世界经济现状来看,“绝大多数国家均鼓励高级要素的流入”(1)。根据这一论断,随着发达国家国内高级要素的积累,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必将增大,本文旨在用实证方法证明这一观点。
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机制,以各国经济深度融合为基础的“全球化经济”已经形成。现实表明,各国经济的深度融合并非建立在更高水平的相互贸易基础之上,而是得益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更高水平的相互贸易仍然只是各独立运行的国民经济的外部联系,国际直接投资推动的生产要素国际流动与重新组合将各独立运行的国民经济整合为相互依赖、协作的利益共同体。
跨国公司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载体,其本质是要素全球流动的组织者与推动者,自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发展以来,国际学术界提出了许多理论,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说明了投资发生的原因、条件和特征。[12]提出了垄断优势论,认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动因是市场的不完全竞争特性,跨国公司能够利用所特有的垄断或寡占优势来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利益,这些优势通常包括专利、技术、广告术等。[15]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结合的角度,运用动态分析方法提出着名的“产品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新创产品在初创期、成熟期、淘汰期各有特点,其对技术扩散和生产成本的敏感度也各不相同,跨国公司需在产品的不同时期合理布局生产地点,而这就引起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发生。[4]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综合了垄断所有权优势理论(O)、生产区位优势理论(L)以及市场内部化优势理论(I),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是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两种可相互替代的方式,该理论认为当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利益大于附加的成本和风险时,对外直接投资才可能发生。[13]在分析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后,认为一国应该从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依次进行,同时国内集中发展比较优势更大的产业。张幼文(2018)认为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国际直接投资出现了新的特征,即投资与贸易逐渐融合,具体表现在投资替代贸易、投资创造贸易、投资改变贸易三个维度,投资活动与国际贸易有着深层次的经济学联系。
一些国外学者也从宏、微观经济变量出发,试图寻找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及特点的内在因素,探讨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5,6]先后提出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以及投资发展路径(IDP)与贸易发展路径(TDP)一体化理论,揭示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国内人均GDP间存在着非线性相关关系,而人均GDP恰好是衡量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直观标志。[17]通过实证分析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发现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与美国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意愿呈现正向相关,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越大,美国企业越倾向对其进行直接投资,从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显着增大。[8]通过比较美国出口企业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发现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倾向对外直接投资,而生产效率居中的企业选择在国内生产后再向外出口。此外,部分研究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研究制度因素对投资的作用与影响,例如东道国与母国文化差异程度、东道国制度质量也是影响外来投资的重要因素([16];[3])。[7]认为制度层面的变量应该纳入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当前现实情况来看,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制度环境不仅是一种约束条件,其中还蕴含着许多可加以利用的机会,这些约束和机会必将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与特征。[14]通过研究企业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与案例,结合邓宁提出的企业国际化动机理论,将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动机分为四大类,即效率寻求动机、上下游知识寻求动机、价值链巩固动机以及客户市场控制动机,企业基于以上动机激励,对投资规模、对象、区位进行调整。此外,鉴于传统引力模型在贸易问题研究中体现的强大解释力,一些学者将引力模型引入到国际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中([2];[9]),并用来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等问题([10])。
国内学者主要聚焦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成因研究,但在研究思路与实证方法上有很多值得借鉴参考的地方。国内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母国出口额、能源需求数量、GDP以及制造业RCA指数([18]),以及东道国的经济规模、通货膨胀率、平均工资水平、要素结构等等([19];[21])。[20]利用1986~2011年中国相关经济指标的人均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周期(IDP)进行定位并构建投资发展总体模型,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处于IDP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过渡期,此外总体模型分析显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偏好及对象影响巨大。[23]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新设项目为研究样本,发现东道国规模层面金融发展和结构层面金融发展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各不相同,前者能够促进新项目的设立、增大投资规模,后者对新项目的设立没有直接影响。[22]选取2003~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基于逆向投资与顺向投资角度探寻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因,发现无论是逆向投资还是顺向投资,市场寻求与自然寻求这两大目的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最主要因素。
现存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从不同角度说明了投资发生的原因、条件和特征,深入分析可以发现,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是各类型国际直接投资的共同性质([24])。已有研究所强调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垄断优势、技术优势、管理能力、销售渠道,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广阔市场其实就是优势生产要素。东道国的金融发展现状、制度环境因素可视为保障投资顺利进行的宏观经济要素,企业层面对外投资的决策也可视为其基于自身在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组合能力所做出的决定。然而,已有的研究大多关注某一种或一类因素对投资规模的影响,缺乏从生产要素出发、多角度衡量不同要素对投资规模影响及作用,本文为了弥补已有研究的缺憾,从一国宏观要素结构的视角出发,综合探讨对外投资规模与国内高级要素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因素提供微观基础。
1.生产要素分类与等级
生产要素这一概念起源于微观经济研究,具体是指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依次投入的,能够计入最终成本的各类经济资源。随着经济、社会以及科技发展带来的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的革新,生产要素的外延也不断扩大,其内涵经历深刻变化,逐渐从威廉·配第经济思想中的土地和劳动“生产要素二元论(2)”发展到亚当·斯密的土地、劳动和资本“生产要素三元论(3)”,再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将“组织”视为影响生产经营活动中的重要因素,形成“生产要素四元论(4)”。当代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认为,“生产要素是一个产业最上游的竞争条件(5)”,而生产要素这一概念包括了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以及基础设施。
基于当前绝大多数企业生产经营的特点和技术发展的程度,按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体现出的具体形态划分,生产要素主要包括一般劳动力、货币资本、土地与自然资源、科学技术、品牌、高端人才、经营管理方法以及营销网络。生产要素的种类多种多样,生产要素的等级也各具差异,同种生产要素有低级与高级之分,如不同的劳动力和不同的技术,不同生产要素也有低级与高级之分,如简单劳动与专门技术。从一般性分类方法看,获取难度相对较低、所得报酬相对较少的生产要素通常归类为低级生产要素,例如体力型劳动力、天然型自然资源等;获取难度相对较高、所得报酬相对较多的生产要素通常归类为高级生产要素,例如受过高等教育的研发人才、前沿专利技术、国际知名品牌等。
2.要素禀赋理论及其新拓展
俄林·赫克歇尔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是从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出发,解释国际贸易产生原因、进出口产品类别的贸易理论,其认为由于在成本上具有独特优势,各国应出口本国丰裕要素密集型产品,而进口本国稀缺要素密集型产品,其本质是强调各国不同要素禀赋对贸易的决定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下,愈加频繁的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将世界各国纳入国际分工体系之中,形成了全球产业新格局。借助国际直接投资活动的要素合作是要素禀赋理论的新发展,各国可以借助国际直接投资将本国丰裕的生产要素输入到该要素稀缺的国家,以此来获取更高的要素报酬水平。
经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从不同角度说明了投资发生的原因、条件和特征,一些着名理论中也包含着要素观思想。[12]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认为先进技术、专利、巨额资金、广告术是跨国公司的独特优势。从要素观来看,这些优势其实就是生产要素上的优势,垄断优势理论是基于生产要素这一基础提出的。Dunning从垄断所有权优势(O)理论、生产区位优势(L)理论和市场内部化优势(I)理论综合论述跨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活动的方式选择,这一理论本质上是在论述跨国公司拥有的生产要素优势结构,通过分析生产要素优势结构来判断跨国企业拥有的是何种优势。Kojima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发展到分析企业国际直接投资活动,提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一国应从其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开始对外投资,这一理论实际上是从部分要素成本角度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动因,部分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导致该产业平均总成本上升,跨国公司可通过对外投资将产业转移到该要素成本依然较低的地区。
3.高级生产要素分布特征与收益决定
不同层级生产要素的获取和培育所需条件差异巨大,难度也存在着很大差别。天然型自然资源的获取仅取决于地理位置、地质条件等自然禀赋,这些先天可得优势的获取基本没有难度可言,而受过高等教育的研发人才的获取和培育难度相对高很多,不仅需要先进的教育体系、优越的科研环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条件,还需要长期的资金、人力等资源的持续投入。
从各类生产要素分布的地域性特征来看,高级生产要素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高级生产要素相对稀缺。不同国家拥有的自然禀赋、经济条件、社会条件各异,所处的发展阶段也各不相同,从而使各国经济水平、科技水平、劳动者素质等方面参差不齐,直接导致生产要素的获取和培育的软、硬件条件差异巨大。当前,主要发达国家拥有相对优秀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基础,并依靠强大经济实力建立起完善的教育体系、商业市场结构和科技研发体系,在高新科技、高端人才培养、企业绩效水平等方面独具优势,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培育并掌握了大量高级生产要素。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较为薄弱,接触前沿科技的发展历程较短,在科技水平、研发实力、企业经营水平、教育体系等诸多方面较发达国家差距巨大,普遍处于因高级生产要素匮乏、低级生产要素低效运转而制约经济发展的境地。
不同生产要素的收益各不相同,而生产要素收益直接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稀缺性。曼昆指出,稀缺性就是指经济社会能提供的资源少于全体经济参与者所要求拥有的一种情况(1)。经济学意义上的稀缺性是指由于人们在获取所需要的资源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导致特定时间内所获取的资源不能满足人们需求的状态。若某种资源的供给相对于人们需求来说愈显丰足,则该种资源的稀缺性就越小;反之,若该种资源的供给相对于人们需求来说愈显贫乏,则该种资源的稀缺性就越大。经济活动的本质就是借助市场手段实现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使相对稀缺的资源满足人们相对巨大的需求,在当前人类社会生产条件下,相对于需求,物品的供给总是有限度的(2)。商品价格的决定是由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生产要素的收益同样也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两种力量的对决。某种生产要素稀缺性高,说明该种生产要素的供给相对于需求过少,则收益相对较高;某种生产要素稀缺性低,说明该种生产要素的供给相对于需求较多,则收益相对较低。
4.国际直接投资本质与高级生产要素流动
以贸易自由化为起点的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不仅贸易自由化程度持续提升,而且生产分工不断深化,以各国经济深度融合为基础的“全球化经济”已经形成,其根本动力就是国际直接投资活动的蓬勃发展。从本质上看,国际直接投资就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与重新组合,其核心是以资本为载体的生产要素国际流动,是在跨国公司主导下母国生产要素向东道国流动,并通过这种流动与东道国生产要素相结合,创造并参与到新的生产过程中。
然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是有差异的,有的生产要素流动性强,如货币资本、技术专利;有的流动性弱甚至完全不流动,如自然资源、土地;而有的流动性强弱受国家政策影响,如敏感技术。总体来说,高级生产要素的流动性高于低级生产要素,这就直接导致了各类生产要素在世界各国的分布严重不均,稀缺性各异,从而造成同种生产要素在不同国家所获取的收益各不相同。
结合前述理论的分析,随着某种高级生产要素在发达国家的积累与成熟,其稀缺性将会逐渐下降,从而使获取的收益也逐渐减少。与此同时,该种高级生产要素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属于极度稀缺的生产要素,该生产要素在发展中国家的稀缺性必定高于在发达国家的稀缺性,这就导致该生产要素在发展中国家获得的收益必定高于在发达国家获得的收益。
从当前世界经济特征来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主导者,也是全球要素合作的组织者,同时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恰好也是专利技术、高端研发人才、国际知名品牌等高级生产要素的拥有者。逐利性是跨国公司的本质属性,其自发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将掌握的高级生产要素转移至该要素稀缺的国家,以获取更高的要素收益、丰厚利润与市场优势地位。因此,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角度来看,其国际直接投资活动的核心内涵就是高级生产要素以资本为载体,借助国际直接投资进行国际流动,而驱动高级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动因就是同种生产要素稀缺性在不同国家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同种生产要素在不同国家能够拥有不同水平的收益。
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外资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为高级生产要素的流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前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专利技术、管理模式、营销渠道等高级生产要素不仅是现代产业发展的必备条件,更是生产效率和收益报酬提高的倍增器。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高级生产要素缺乏的境地,更加严峻的是由于高级生产要素的缺乏导致发展中国家在生产方式、经营理念、产业类别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较远,国内所拥有的低级生产要素处于低效率、低报酬的运行过程中,部分生产要素甚至处于闲置状态。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选择引入国际直接投资来导入高级生产要素,短时间内迅速改善国内生产要素结构,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一方面,将外来高级生产要素与自有低级生产要素结合投入更加先进的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能够将原来闲置的生产要素纳入生产过程中,提高国家整体的要素收益。在此理念的激励下,发展中国家积极改善国内的营商环境,优化国内的管理体系,颁布相关鼓励政策和优惠措施,吸引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为高级生产要素的流入创造优越的条件。
1.数据说明
为了探寻发达国家国内易流动生产要素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本文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历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数据,选取对外直接投资活跃且具有代表性特征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作为研究样本,基于以上分析的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核心特征以及要素流动理论内涵,选取高端人才、专利技术、高端品牌、货币资本作为易流动生产要素代表,构建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具体指标数据选取如下:
选取每百万居民中从事R&D人员数量(Researchers)作为高端人才生产要素的衡量指标。直接从事R&D活动的人员(不包括辅助工作人员)均拥有较高的学历水平和科研开发能力,是一国进行科研攻关、科技创新活动的劳动主体。该数据来源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统计资料。
选取每年知识产权使用费接收额(Revenue)作为专利技术生产要素的衡量指标。每年接收的知识产权费用体现着一国专利技术所包含的知识产权国际认可度、竞争力,其费用的多少代表着专利技术层级的高低。该数据来源自世界银行(WorldBank)数据库。
选取一国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数量(Firms)作为高端品牌生产要素的衡量指标。世界500强是综合企业盈利收入、公司治理、发展前景等诸多维度指标确定的企业品牌国际排名,是一国品牌管理经营成果的直观体现。该数据来源自美国财富杂志发布的历年“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
选取国民总收入(GNI)作为货币资本生产要素的衡量指标。国民总收入的高低决定着国内消费及储蓄的多少,而国内消费及储蓄直接影响着货币资本的存量。该数据来源自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数据库。
此外,各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均来源自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数据库。受限于以上指标数据的连续性与可得性,本文特选取1996~2015共20年作为实证研究的时间跨度。为了减小数据存在的异方差问题,便于数据的趋势线性化分析,分别对以上指标的原始数据取自然对数:ln(Researchers)、ln(Revenue)、ln(Firms)、ln(GNI)、ln(OFDI)。
2.模型设定
本文选取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PanelDataVectorAuto-regression,PVAR)的计量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该模型构建及估计方法最早可见于[11]的研究文献,本文使用的基础理论及计量软件程序选取自[1]对PVAR模型的最新改进成果。为了解决数据时间跨度过短和宏观变量内生性问题,结合样本数据检验结果,本文选取PVAR(1)进行研究。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模型设定
其中,ln(OFDI)i,t代表第i个国家在时期t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自然对数;ln(Researchers)i,t代表第i个国家在时期t的每百万居民中从事R&D人员数量自然对数;ln(Revenue)i,t代表第i个国家在时期t的每年知识产权使用费接收额自然对数;ln(Firms)i,t代表第i个国家在时期t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数量的自然对数;ln(GNI)i,t代表第i个国家在时期t的国民总收入自然对数。αi为各国的固定效应,用于刻画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而系数矩阵β用于衡量各变量滞后一期数据对自身当期数据的影响,ε1t、ε2t、ε3t、ε4t、ε5t代表不同等式的残差变量。
3.协整检验
根据经典计量经济学理论,使用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进行计量分析时,要求系统中的变量具有平稳性。本文对ln(OFDI)、ln(Researchers)、ln(Revenue)、ln(Firms)、ln(GNI)5个变量依次进行了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均为非平稳的,但其一阶差分序列均显着通过LLC、IPS准则,因此以上5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为了判断以上5个变量原序列是否具有长期均衡关系,避免发生伪回归问题,故对所研究变量进行Johansen面板数据协整检验。结果显示本文选取的ln(OFDI)、ln(Researchers)、ln(Revenue)、ln(Firms)、ln(GNI)5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且拥有一致的长期变化趋势。具体情况见表1、表2所示。
基于以上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的分析结果,本文采用以上5个变量的原序列ln(OFDI)、ln(Researchers)、ln(Revenue)、ln(Firms)、ln(GNI)建立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并通过以下三个步骤进行实证研究:第一步为面板数据矩估计(GMM估计),以此来研究变量间的回归关系;第二步为方差分解分析,以此来分析各误差项的影响因素及其大小;第三步为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以此得出脉冲函数冲击反应图,观察各变量对冲击的反应情况。
表1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表2基于Johansen(1988)方法的面板协整检验结果(Fisher检验)
1.面板数据矩估计(GMM估计)
根据相关理论假设前提,在进行面板矩估计时本文选取PVAR(1)进行研究,故依次使用ln(OF-DI)、ln(Researchers)、ln(Revenue)、ln(Firms)、ln(GNI)共5个变量作为依赖变量,自身及其他变量的一期滞后值作为解释变量,实证分析变量间的统计关系,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表3PVAR(1)GMM估计结果
(1)从表3第二列可以看出,将对外直接投资规模(OFDI)作为依赖变量时,其与每年知识产权使用费接收额(Revenue)、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数量(Firms)、国民总收入(GNI)呈现正向相关关系,系数分别为0.81843、1.04029、0.90744。知识产权使用费接收额的多少反映一国科技研发能力的强弱,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代表着一国品牌经营管理成果的优劣,在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的前提下,科技研发实力强、企业品牌认可度高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更希望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国外廉价要素资源与自身优势技术及品牌结合,开拓海外市场,降低生产成本。当一国国民总收入不断提高而使国内资本越来越充裕时,资本的边际报酬率也随之降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倾向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获得更优的资本保值增值机会。从表中还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规模(OFDI)与每百万居民中从事R&D人员数量(Researchers)呈现负向相关,具体系数为-2.34332,这是因为研发活动时间周期通常较长,需要持续的人力资源和货币资本的投入,短期内无法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滞后一期数据仅能反映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短期关系,长期关系还需依赖方差分解及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
(2)从表3第三、四列可以看出,每百万居民中从事R&D人员数量(Researchers)与每年知识产权使用费接收额(Revenue)、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数量(Firms)呈现正向相关关系,其系数分别为0.03626、0.06031。这一正向相关关系印证了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即当科技研发实力和品牌经营管理出众时,跨国公司及科研机构将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动力引进与培养研究开发人员,推动技术研究开发。此外,每年知识产权使用费接收额(Revenue)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OFDI)呈现负向相关关系,具体系数为-0.02618,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额获利会激励企业侧重寻求廉价要素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放松科技研发实力的构建,这会导致知识产权使用费接收额下降。
(3)从表3第五、六列可以看出,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数量(Firms)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OFDI)、国民总收入(GNI)呈现负向相关关系,具体系数分别为-0.01620、-0.14702。联系现实案例来看,国际知名品牌的建立不仅需要长期投入与积累,还需持续有效的经营管理,短期内无法速成。国民总收入(GNI)与每年知识产权使用费接收额(Revenue)、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数量(Firms)呈现正向相关关系,具体系数为0.11278、0.30249,而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OFDI)、每百万居民中从事R&D人员数量(Researchers)呈现负向相关,具体系数为-0.60030、-0.47233。当一国科研实力越强、企业品牌认可度越高时,企业的经营效率和盈利水平也会随之提升,从而有利于提高国民总收入。此外,研发人员的招募与培养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初始阶段都会耗费大量的沉没成本,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回报,这就导致滞后一期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OFDI)、每百万居民中从事R&D人员数量(Researchers)与国民总收入(GNI)呈现负向关系。
在GMM估计过程中,部分依赖变量与取自自身及其他变量的一期滞后值的解释变量间统计不显着,仅说明两者在短期内无统计上显着的相关关系,但其长期相互间的影响可以使用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并呈现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程度。
2.面板方差分解
通过面板方差分解可以确定对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冲击的相对重要信息,同时也可以测度外来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本文在500次蒙特卡洛模拟基础上,选取第10个和第20个预测期进行方差分解,具体方差分解结果见表4。
重点观察对外直接投资规模(OFDI)受其他变量变化冲击的影响。对比表中第10期、第20期冲击反应数据可以得知,对外直接投资规模(OFDI)对前期自身冲击反应分别达到86.47%和85.10%,这印证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较强的正反馈机制,前期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能有力解释当前的变化波动情况,易形成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持续上升与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每百万居民中从事R&D人员数量(Researchers)、每年知识产权使用费接收额(Revenue)、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数量(Firms)、国民总收入(GNI)的冲击对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OFDI)的影响逐渐扩大,这说明研发活动、品牌经营管理以及货币资本积累虽见效周期较长,但从长远看有利于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占据市场优势地位,从而提高盈利水平。
此外值得高度关注的是,随着资本要素的逐渐丰裕以及品牌经营管理的逐渐成熟,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会加大研究开发的力度,增加研发投入,在表2中直观表现为从事R&D活动的人员数量有大幅提升。伴随着关键技术的突破与专利的获取,紧接着知识产权使用费接收额也上升显着。这可以看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发展路径其实就是一条成功的产业升级道路,通过资本、品牌要素获取一定的市场地位和经济利益,随后加大研究开发活动的投入,获取专利技术等高级要素,以此为基础获取更具优势的市场地位,进入企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表4面板方差分解结果
3.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能够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研究某一特定变量受外来冲击时对另一特定变量的影响,并且还可通过多期叠加发现某一变量受冲击时对另一变量的动态影响,能够为前瞻性趋势预测提供实证依据。本文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过程中,分别对各变量施加一个标准差的冲击,进行蒙特卡洛模拟冲击500次获得脉冲响应函数,并在此基础上构造出95%的置信区间,具体结果如图1所示。
图1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从脉冲响应图的最右侧一列可以看出,对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数量(Firms)、每年知识产权使用费接收额(Revenue)、每百万居民中从事R&D人员数量(Researchers)、国民总收入(GNI)分别施加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均会使对外直接投资规模(OFDI)上升。具体而言,品牌要素的提升对国际直接投资从第5期开始产生正向影响,并且在第8、9期达到最大,随后逐步回落;由于招募R&D人员、专利要素的研究开发需要较大资金投入,同时需要较长的技术积累和研发过程,在短期内研究开发工作难以立即获取收益,因此对R&D人员数量以及专利要素施加冲击,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均会经历由负转正的过程,但随后立即转为正向且影响力保持持续增大趋势;随着国民总收入上升,国内资本要素的逐渐丰裕,在完成国内资本要素积累后,从第3期开始国民总收入上升对国际直接投资开始产生正向影响,并于第6、7期达到最大。此外,脉冲响应函数分析验证了前文所述国际直接投资额(OFDI)存在较强的正反馈调节,在图中可以清晰看到正反馈调节将影响第6~7期。
根据脉冲响应图最后一行显示的结果,品牌、专利、科学技术等高级要素对国际直接投资有着显着的促进作用,反过来国际直接投资也能够促进资本、专利、科学技术等高级要素的培育与积累。对外直接投资规模(OFDI)受冲击后对每年知识产权使用费接收额(Revenue)、国民总收入(GNI)、每百万居民中从事R&D人员数量(Researchers)均能产生正向影响,由此可见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带来的盈利积累、市场拓展、国际化经营不仅能提高母国的国民收入水平,而且能够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获取更高的专利要素收益。从脉冲响应图第四行显示结果可以看出,研发活动的加强能够显着促进企业的品牌建设,增加专利要素收益,提高资本要素的积累,具体表现为对每百万居民中从事R&D人员数量(Researchers)施加冲击,均能对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数量(Firms)、每年知识产权使用费接收额(Revenue)、国民总收入(GNI)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
本文基于美国、英国等6个发达国家1996~2015共20年相关经济指标数据,使用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研究投资国国内专利技术、研发实力、品牌经营管理、高端人才以及货币资本等要素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关系。具体而言,从指标上看所选取的高级要素每年知识产权使用费接收额(Revenue)、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数量(Firms)、国民总收入(GNI)、每百万居民中从事R&D人员数量(Researchers)对一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OFDI)有明显正面助益,但在作用时间节点和影响力度大小上存在着差异。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随着发达国家国内专利技术、研发实力、高端人才以及货币资本的积累与丰裕,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更倾向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以占据国际市场优势地位,谋求更高的利润水平。
此外,从计量分析结果上看,一国每百万居民中从事R&D人员数量(Researchers)的上升也会促进每年知识产权使用费接收额(Revenue)上升,并有利于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数量(Firms)的提高;同时从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中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规模(OFDI)扩大后,能够提供更加充足的资源和优势,有利于企业品牌、专利技术、研发实力的构建与强化。这说明在对外直接投资取得成功后,伴随着货币资本和品牌建设的积累和成熟,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谋求掌握更多核心专利技术,以此增强自身竞争力,进入企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随着发展的推进,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日益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力量,但跨国公司缺乏对外投资管理经营的经验、企业竞争力较弱等问题也制约着新兴经济体对外投资的长足发展。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培育国内的高级要素,构建高端人才队伍,加大研究开发投入,重视科技创新活动,在此基础上推动高质量的对外直接投资。当经营获利后跨国公司拥有更多的资源要素时,应在更高的水平上进一步增加研发活动投入,加强品牌经营管理和完善高端人才队伍建设,为跨国公司未来的投资和发展积累更多的高端要素,实现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正向反馈和良性循环。在发展初期,高级要素的稀缺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最大瓶颈,为了加快高级要素培育和形成的速度,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创造适合于高级易流动生产要素向本国流动的经济社会环境,使自己廉价低级的低流动性要素成为吸引高级的高流动性要素流入的有利条件,构建要素集聚的体制引力,吸引外来高级要素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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