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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类有关论文范文,与实证经济学方法的意义与限度相关毕业论文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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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出现了明显矛盾.布坎南认为,消除这一矛盾,须视经济学研究所要达到的不同目的,根据推演出的经济命题所做预测的特定性,而在经济研究的不同层次与方向之间做出区分.在经济学中,可以存在超越历史与文化差异的经济学命题,如人们确实寻求改善自身的状况,这是可以用在收入给定时,人们追求拥有更多的共同评价的“好事物(Goods)”这一行为来检验的,也就是说,在“经济人假设”这一前提之下,并不存在“西方”或“东方”经济学、二十世纪经济学与十九世纪经济学等的区分；而在这些基本命题之外更具体地预测行为对约束变化的反应时,则历史与“文化”的影响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四)简单小结实证经济学研究是否具有普遍的科学性,是一个复杂的话题,需要对抽象的经济行为科学与预测的经济行为科学、主观经济学与客观经济学进行区分,需要对“其它条件不变”进行严格分析,还要考虑到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等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经济学家只要把握了这些因素,才能对实证经济研究方法进行合理的运用.
三、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意义
在充分考虑了诸多限制因素之后,合理的实证经济学研究,将提供关于真实世界如何运行的知识,从而增进人们对经济社会的理解,就此而论,这与自然科学增进人类知识有同样的意义.本文认为,在如下几方面,合理的实证经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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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有效的实证经济学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各种经济政策的意外后果.经济是一个整体,一种经济政策的实施可能会造成各种与政策意图不相符合的后果或达不到理想政策目标,而这些后果是政策的制定者不希望看到的.给定政策目标,如果人们能充分了解政策实施的全部后果,则对政策的制定会更加谨慎和合理.实证方法与实证经济学知识的进步,有助于人们了解经济政策实施的各种长期的与间接的后果,而不是只注重明显看得见的直接后果.另外,在现实经济过程中,公共政策往往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左右或影响,实证研究则有利于分析清楚政策措施在所有集团影响之下的实施后果.
第二,实证经济学知识的进步,有助于理解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G.J.Stigler,1970)都曾强调,人们之间存在的关于经济政策方面的分歧,往往是因为他们对经济政策将造成的影响的预测不相同,而不是因为他们在基本价值观上存在根本性分歧.更进一步,假如对经济政策实际影响的判断能够达成一致,人们在价值观上的分歧也就能更好的表现出来.中国经济学界的很多争论即源于此.
第三,最重要的是,实证经济研究有助于人们把握人们的行为目的与经济政策目的的可实现性,避免乌托邦式的浪漫改革.在这里,可以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作用于社会的方式进行对比.自然科学通过“人为自然立法”界定了自然法则对人们行为的限制,人对自然的活动必须遵循自然法则才是可实现的.相比于自然科学,人性的法则与之有什么不同呢经济学能不能起到与自然科学类似的作用霍布斯以降到休谟、斯密的努力就是试图建立与自然科学并行的人性科学,因为他们确信,人性的统一性是永恒的,在斯密看来,每个人都有改善自己状况的动机(其中隐含了关于“改善”的理解是客观的这一前提),每个人都会争取获得共同评价的“好事物(Goods)”的更大份额.经济学家这样假定统一的人性：人们对好事物正面评价、坏事物负面评价,寻求好事物的更大份额、坏事物的更小份额(在这一人性假设之下,并不要求商品之间的人际替代率是相同的,只要求商品的正面评价对所有潜在交易者是相同的).从人的行为是为了获得自身福利改进这种统一的人性出发,有违于人性的行为就是不可能出现的,比如卖主售货却得不到货款的状态就是不可行的.在市场规则之内,如果交易双方都有自由进出的权利,非互惠的交易就是不可行的.
经济学如何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规定人们行为可实现的范围呢布坎南强调要在两种社会状态之间作出区分：想象中可以存在的状态与现实中可实现的状态.给定法律制度规则,在经济相互作用必然会发生的前提下,即使在自然与物质约束所施加的界限内,想象的社会状态集合也大于可实现的社会状态集合.我们知道,人类历史经历过的浪漫想象的社会设计均宣告失败,因为这些社会设计所立足的人性假设违背了真实的人性,因而在现实中是不可实现的.
实证经济学从“经济人模式”推演出可验证的实证命题,基本的方法论特征当然是个人主义的.不过,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与认为个人是价值源泉的规范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是有区别的.前者强调价值评价的主体是个体自身,如东方人和西方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后者强调个体做出评价的价值来源是不一样的,东方人和西方人对构成最大化的影响因素的理解可能是不一样的.从个人的偏好出发,实证经济学假定经济主体可以在效用函数的构成因素之间进行替换,这种替换是因人而异的,但并不表明个体在任何制度条件下都会做出同样的规范选择,由此,实证命题并不直接具有规范的含义,尽管实证命题对于回答“政策应该如何制定”之类的问题有所助益.因此,应当在认识论的个人主义与规范的个人主义之间做出区分：承认前者的合理运用不等于直接推出后者,尽管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但也不能否认后者讨论的意义.比如,在我国基于“经济人模式”而制定某些改革措施可能是有必要的,但是这些改革措施能否达到预期效果,须对中国人的效用函数进行仔细的分析和分类.
这一区分,某种程度上可以借用康德式的范畴划分来说明：实证经济学知识不能超越经验的范围,直接代替政策规范的讨论.知识要为实践留下地盘,在不同制度规则下推演出的实证命题,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把握政策目标的可实行性或不可实行性,进而在更大范围内的经济主体意志一致的层面上,来探讨制度变革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 赵磊 肖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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