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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既不同于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也不同于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制度分析可以成为一般制度分析范式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规律及其基本趋势,这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制度变迁观.
关 键 词：近代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马克思制度分析框架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3―0005―08
从广义上讲,马克思采用了制度分析,是较早把制度纳入经济分析中的理论家.但是马克思在理论基础、分析工具方面既不同于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也不同于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有其独特的视野.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理论就是制度经济学理论,这种判断准确吗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到底存在什么区别构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制度分析框架,确立马克思在制度分析中的重要地位是本文要探讨的一个中心问题.
一、文献综述
近些年来,制度分析已经成为经济学甚至社会科学中的一种流行方法.国内外关于马克思理论与制度经济学关系的文献越来越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马克思就是制度经济学家.日本学者繁人都重认为“在凡勃伦之后,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出现了缪尔达尔、加尔布雷斯等制度经济学家.我把马克思也看成是一位制度经济学家或许走得太远了.但是根据我以社会经济制度和技术进步相互影响大小的界定,马克思在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上是最成功的,这十分令人钦佩.这也算是我所界定的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特点吧.”[1]123这种观点把马克思理论划入了制度分析体系中.但在国外理论家中认为马克思是制度经济学家的人并不多,反而在国内,我国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是真正的制度经济学家.对于制度主义如何定义理论界并没有公认的看法,宽泛地讲,我们可以把注重制度分析的经济学家都可称作为制度经济学家.但是严格地讲,我们还是应该以美国近代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作为讨论的参照点.
2．马克思理论中的一些概念能为制度分析所用.法国的亨利勒帕日在其《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书中指出,新制度经济学从一些纯粹的马克思概念(例如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联系)出发,反而可以发展一种解释历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马克思关于制度分析的一些概念和原理对制度经济学家产生过重要影响,有的甚至借用马克思所使用过的一些概念.但由于这些学者在价值观及理论基础等方面的差异,在借用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概念时得出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是可以理解的.这也表明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家的分析是有差异的.
3．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诺思说：“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2]23.从诺思的这段话来看,制度变迁可以分为长期的制度变迁和短期的制度变迁.马克思的制度分析适用于长期的制度变迁分析,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则适应短期的制度变迁分析.这种分类从表面上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种“二元状态”是不利于把制度分析作为一种分析范式发展的.我们需要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构建一个一般的制度分析范式.
二、马克思制度分析与制度经济学家的异同
重视对制度的研究,既是马克思理论的特点,也是新旧制度经济学派的共同点,这是共同的切入点,但在理论基础或参照系上有较大差异：马克思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科斯定理,近代制度经济学是反理论的；在分析工具或框架上,新制度经济学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马克思是历史唯物主义,旧制度学派是描述式的.
(一)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近代制度经济学的异同点
近代制度主义在奠定了制度规范和习惯的重要地位后,低估了花大力气描述经济政治制度的性质和功能这种工作的意义,制度主义者变成了出类拔萃的资料收集者.这种错误主要是方法上和认识上的,并且除了凡勃伦和少数其他人外,许多制度主义者都犯了这种错误.这种错误主要体现在他们企图通过越来越细地描绘具体的经济制度的图景来展示“现实”.近代制度学派没有理论框架.没有理论框架,科学就不可能进步,并且没有任何对现实的观察是独立于理论或概念的.近代制度学派一直执行着双重职能：一方面提供对主流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批判；另一方面,提出关于经济的以及进行经济研究分析的一个可供替换的概念体系.
近代制度学派思想的主要特点是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制度经济学的更深层次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一种关于社会变化的理论.(2)一种关于社会控制和集体选择的理沦.(3)一种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的理论.(4)一种关于技术的理论.(5)基本的原理是：资源配置的真正决定因素不是市场,而是社会的组织――制度、权力――结构.(6)侧重价值概念超出价格的方面,侧重由社会生活的风俗习惯所代表和实现的价值,侧重潜伏在法律的运行准则中并由其实现的推定价值[3]932.
本文来源 http://www.sxsky.net/jingji/0820251.html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近代制度经济学有许多共性的东西：都强调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都把技术(或生产力)作为解释社会经济变化的决定性因素；都认为资源配置的真正决定因素不是市场,而是社会的组织――制度、权力――结构等.
从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近代制度学派的关系来看,凡勃伦的社会演化思想的形成过程受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但是,他不同意马克思的结论,凡勃伦虽然对马克思非常推崇,但是他并不赞成马克思关于制度演化有明确目的性的结论.在凡勃伦的社会经济系统演化框架中,他认为该系统演化的动力是人口、知识和技能的改变(主要是技术),这些条件的变化,会引起人们对经济和福利预期的变化,人们出于生计和改善自身禀赋的动机,从而推动社会的变迁.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制度演化的过程是渐进的,制度的演化过程也是新旧制度之间的竞争过程,新旧制度及其与它们所代表的习惯、方式之间的冲突推动了社会演化.从凡勃伦的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演化框架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其技术与社会习惯两个层次的冲突与互动分析理念.他认为,技术对制度安排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社会惯例和既得利益会阻碍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在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上,凡勃伦与马克思一样,是技术决定论者.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与近代制度主义的主要差别是在理论观点而非方法论方面.奥哈诺认为,凡勃伦真正地遵循了马克思的道路,但他试图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马克思和凡勃伦对理解制度和构成制度基础的社会财富提供了深刻的见解,把他们对立起来是轻率的和错误的.因此,奥哈诺把马克思与凡勃伦视作制度与演化政治经济学的两位奠基者,并广泛探讨了这两大传统在当展的内在联系.霍
奇逊指出,老制度主义虽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马克思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4].老制度学派有零碎的观点,但是缺乏一个对制度问题进行有效解释的理沦体系.
(二)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异同点
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近代制度经济学的共同点要比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共同点要多得多.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与近代制度主义的主要差别是在理论观点而非方法论方面.但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差异,既表现在理论观点方面,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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