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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类型众多、内容丰富多彩,极其值得深入研究,其影响力由迄今仍然定期举行的国际研讨会、迭出不穷的各类研究论著等,得到有力证明.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刘敦桢先生首先组织力量对我国传统民居进行研究.如1957年出版《中国住宅概说》对全国各地主要居住建筑均择要介绍.其中,包括著名的皖南徽州(世界文化遗产)、苏浙民居、福建土楼、窑洞民居、华北四合院等,引起了后来席卷全国的民居研究热潮.
又及,张仲一等合著的《徽州明代住宅》(建筑工程出版社1957版)也是刘敦桢先生主持的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南京分室的研究成果,等等.
此外,在应紫江朱启钤先生之邀参加中国营造学社担任文献部主任之后,刘敦桢先生理论探索与实际调查并举,足迹遍及祖国各地.在其《川康古建调查日记》中,就多次提及沿途所见贵阳、重庆、成都、綦江等地的民居等.
因之,《中国古代建筑史》一书对此专述,无疑是建筑历史学科学术上的有力拓展.
2．苏州园林研究先行者之一
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园林享誉世界,刘敦桢先生早就对其展开调研.例如1936年9月,刘敦桢先生即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三期发表《苏州古建筑调查记》.1955年,刘先生在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作过《苏州园林》学术报告,并有油印资料等,反响热烈.
实际上,刘敦桢先生对苏州园林的研究更在此之前.20世纪20年代(1923年秋),刘敦桢先生参与创办并执教于苏州工专建筑科(苏州工业专门学校设立建筑学科,为我国高等建筑学科最早之创举).
据当年的苏州工专毕业学生回忆刘先生“治学严谨,课余调研姑苏古建筑,事必躬亲,或冒屋塌之险,或登脊梁查始建之年月,或攀朽木探构造之精奇.寒暑无阻,惜时如金.测绘古建时,对不甚尽责之生,必正言厉色以训教”.而对学生之生活、工作条件,又备极关注、亲自安排,诚不可多得之严师与宽厚长者.
1927年9月,苏州工专与东南大学、河海工科大学等9院校,合并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刘敦桢先生等带领苏工部分教师、全部学生与设备等来到南京.以苏工建筑科为基础在工学院内设建筑科.1928年2月改校名为中央大学,即为解放后的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1952年后为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因此,刘敦桢先生在苏州测绘古建筑、园林,就在1923年至1927年这一时间段内,这是目前所有公开的书面资料中之最早者,可惜此时期的成果迄今未见.据此,刘敦桢先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对苏州园林、古建情有独钟.
当然,目前所见最早研究我国园林,尤其是江南、苏浙等地园林之专著,是童先生的《江南园林志》、《中国园林》(CHINESEGARDENSESPECIATTYINJIANGANDZHEJIANG)、《满洲园》(THEMANCHUGARDEN)等,确属开我国园林研究之先,是“近代研究中国古典园林的第一人.国内最早从事园林研究及著作的当推童老夫子了”,首功不可没.此外,陈从周先生从历史文献、古典文学入手,研究中国园林的文化史价值,也是极有意义三独辟蹊径之举.
据此,解放后刘敦桢先生率先倡导、及时开展对传统民居、园林的研究和大规模调查、测绘等,虽说有建国后科学昌明的时代需要,但也绝非毫无基础的偶然之想,而是长期学术素养的自然积淀.
3．对地域建筑的重视
我国疆域广阔,历史悠久,自古存在着风格明显的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三秦(关中)文化、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因此,作为各地文化重要载体之一的各区域建筑相应有鲜明的地域性.而我国自古及今存在的园地制宜的优良传统,又使得这种地域性越发彰显.
因多种原因,地域建筑的研究在我国原初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中国古代建筑史》一书,对各主要地域建筑文化几乎全部涉及.其中,对藏式建筑、伊斯兰教着力尤多.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数),在我国佛教文化中独树一帜.公元7世纪起,西藏地区开始大量翻译印度佛经,10世纪后半期藏传佛教正式形成.到13世纪前后,流布于甘、青、川、蒙古等地,并形成藏文大藏经体系,成为藏传佛教的理论基础.
藏传佛教的发展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前弘期”是藏传佛教发展的前一阶段,自7世纪至838年藏王朗达玛禁佛,前后约200余年.“后弘期”就是藏传佛教发展的后一阶段开始之年不一,依仲敦巴之说,始于978年,至今已千余年.
由于藏传佛教具有政教合一的特质(解放前),寺院是等级不一的政权中心,具有强大的经济,社会政治职能据此寺院建筑(包括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必然成为社会生活中等级最高、规模最大、装饰华丽的建筑组群.与此同时,寺院建筑作为藏传佛教的宗教文化载体和宗教活动场所,在宗教与信众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藏传佛教寺院建筑足以代表藏式建筑之技艺成就.
伊斯兰教约于公元7世纪中叶传入我国,其路线有二,分陆路和海路.陆路自波斯经我国新疆,沿丝绸之路到达内地长安和洛阳等地.海路则由波斯湾出发,绕马来半岛到达我国东南沿海各商埠城市广州、泉州、宁波、杭州、扬州等.伊斯兰教传入我国之后,流布渐广、信众愈增,影响日大.为满足教众礼拜所需,相应地伊斯兰教建筑也在各地兴建起来,较为常见据称我国现有清真寺高达34000多座.
可惜的是,解放前我国学者对中国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建筑的研究近乎阙如.例如,《营造学社汇刊》之中就没有一篇专门研究藏式建筑、伊斯兰教建筑的文章.
正是由于对以上命题之精准把握刘敦桢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一书花费大量的篇幅,对藏传佛教影响地域之藏式建筑、伊斯兰教建筑均择其要者,予以介绍,可谓开此类建筑研究风气之先等.
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一书自1959年始至1966年止,历时七载,八易其稿.刘敦桢先生为主编,编写者包括梁思成先生在内的全国数十位专家学者,涵盖有关院校、文化、历史、考古等单位对建筑史有研究的人员(刘敦桢先生曾专文《<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编辑经过》予以介绍),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共同成果,集体智慧的结晶.诚如该书后记所言,它“是我国建筑史学界研究人员的共同研究成果,是一部集体的创作”,其成就无疑属于为此付出艰辛劳动的所有专家、学者.而刘敦桢先生“从开始到成稿主持了编写工作,发扬了严谨认真的学风,付出了不少精力和心血”.
刘敦桢先生学术领域广泛、成就众多.除前述传统民居、园林、建筑历史之研究外,深入学习《刘敦桢文集》就会发现,刘敦桢先生在其文章中,经常提及、对比与印度、日本、朝鲜、韩国以及东南亚,中、西亚等亚洲国家的传统建筑,其视角早已触及我国周边的邻国,并曾经明确提出研究东方建筑史.此后作为刘敦桢先生传人的郭湖生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系统提出研究东方建筑,发表《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东方建筑》专文,应是对乃师学术思想的继承、开拓(因文章内容、篇幅关系,不再赘述)等本文仅是笔者就《中国古代建筑史》一书所作的初步剖析,不及其余.
毋庸置疑,随着时间的流逝,刘敦桢先生的学术成就及其真知灼见将永远激励我们后来者,不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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