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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称赞说“口感醇厚、韵味悠长”,又惭愧自己的孤陋寡闻――不知道这雪茄出自古巴和吕宋的哪位制烟名手,更奇怪在这人所共知的物资匮乏之际,有谁有门路且有闲钱买这样的奢侈品.于是,梁先生哈哈大笑：“只要喜欢,您尽可以多拿几支回去――这其实是老莫用当地很便宜的土烟叶自制出来的.开始,他‘抢夺’了别人抗战前携带的白兰地喷洒在烟叶上,后来白兰地找不到了,他改用本地的白酒,也不知他又捉摸出什么古怪的配方,效果比用白兰地更佳.”于是,李约瑟也笑了：“可以高薪聘请莫到欧洲做制雪茄的高级工艺师,收入比在这里做研究员还高呢.”梁先生又笑了：“要是那样的话,您还可以介绍他去意大利的提琴作坊――他自制的小提琴也很出色.”
李约瑟瞠目结舌：“这太了不起了!不过,意大利名琴除枫板质地好、制作工艺精良外,使用的涂料是含火山灰的,有许多气泡,也是保证声色的关键.估计你们这里没有办法解决涂料的问题.”
“所以,他调过几次音后,用玻璃片把琴面由涂好了漆的光面再刮作毛面――当然,他懂雕刻技法,知道如何使毛面美观、富于质感――音色就很好了.”
“那么,他琴艺也很出色吧?”
提到琴艺,梁先生却苦笑着耸耸肩“还好.不过,他是娱乐自己,唉！”
在李庄,大家连基本的生活条件谈不上,就更谈不上什么娱乐了.所以,看到莫先生利用一块废弃的枫木料制做出了一把漂亮的小提琴后,营造学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同事、朋友们无不满心欢喜等待着他更为精彩的演奏,而莫先生的演奏技法虽说不上高超,但演奏些“梦幻曲”、“小夜曲”之类,也还确实动听.不过,往往他在屋里拉琴,旁人在院里正听得入神的时候,他却转入自由创作、自由发挥,开始“即兴”、“随想”或“变奏”了.特别是他的“变奏”,常常会把一阕名曲演绎出数不清的花样：该提上去的,到中途戛然而止,全然不照顾听者的思维惯性：该沉下去的,又无限度低沉且延绵不绝,大有要把听众的心肠揉碎的架势,有时优美的旋律刚刚过半,又随意添加了大量的不和谐的和弦,活活要把听众折磨得神经快要崩溃.
每到此时,梁思成先生就会无可奈何地叹口气：“他又娱乐自己了,唉！”随着这一声叹息,大家纷纷作鸟兽散.不过,或许大家感觉得到这“呕哑嘲哳难为听”的变奏里,有着实验和思考的意味,所以,大家静静地散去,却没有人上前干涉.
多少年后,我偶尔与一个研究音乐历史与理论的朋友谈起此事,他郑重其事地说：可惜当时没有音乐专业人士在场,否则,也许我们会发现在20世纪40年代有一个中国人在无意中以巴托克“十二音序列”式的试验音乐记录下了抗日战争中知识分子对个人的悲欢离合、民族的兴衰、民族文化的前途等问题的思考！
他的这些“雕虫小技”更多的时候是直接为那时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服务的.比如,他将普通墨水加以改造,使梁思成先生得以用一架老打字机完成了可称为学术名著的《图像中国建筑史》.
其二：
20世纪70年代某日在清华园某锅炉房,烧锅炉的师傅大惑不解地看见一布衣老者围着煤渣堆转悠了好一阵,不时从中拣出什么但又放下.这位好心的师傅好像明白了什么,就上前搭话：“这儿都是些烧透了的焦渣,肯定找不出煤核儿了.要不,你到那边去转转,说不准能找到废纸.”
这位布衣老者即堂堂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莫宗江先生.他毫不介意被人家误会为捡煤核儿、收破烂的老头儿,也可能就根本没听见那位师傅的后半截话,兀自说：“这烧透了的焦渣比煤核儿好――更像太湖石.”
他为了向学生们更形象地讲授中国园林学中的叠石艺术,去锅炉房打开水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些煤渣中很有些具备了太湖石“瘦、陋、皱、透”的特点,准备挑几块作讲园林学课程的教具.清华本不缺用于教学和研究的模型、测绘图和照片,但他决不满足于纸上谈兵,他要尽可能地让他的教学趋于完美.
这事被广泛传为“大教授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类的笑谈,但也有人从中受到启发――焦渣当然是一文不值的废物,但只要足够大,它就未必比不上名贵的太湖石而一旦搬到大学讲台上,就与太湖石同等身价了.可见美存在于生活中的每个角落,关键在于你有没有一个敏锐的眼光和对万物一视同仁的胸怀.
其三：
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赴山西应县一游.在那里,我遇见了时任县文化局副局长的刘建善先生,他向我介绍了一些1973年应县木塔保护工作研讨会的情况.他说那时他是文化局的一名小干事,听说上面要来专家组为木塔会诊,其中有刚从大冲击里解脱出来的大建筑师杨廷宝先生,建筑历史学家、《应县木塔》的作者陈明达先生,以及30年代、50年代两度来应县考察的莫宗江教授,大家兴奋异常.在研讨会期间,看到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书庄对待这些专家、学者是那样的恭敬,觉得“文革”形势真要缓和下来了,更萌生出对国家前途的希望和欣慰.
刘建善先生回忆说：那次会议安排得很紧,这些大专家们抓紧一切时间谈专业问题,满口都是“斗拱”、“平坐”、“静力”之类的专业术语,根本没有机会谈木塔以外的问题,而他只抓住一次散会去食堂吃饭的机会,在路上向仰慕已久的莫先生提问.他的问题是：“为什么近千年来,这木塔经历了很多次地震,却没有一次遭到雷击?而且,在1949年以前,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措施,连避雷针也不曾装过.”
对这个提问,莫先生的回答异常轻松：“你们这里的天高呀!”
答案如此简单,不但出乎大家的意料,而且听起来有些漫不经意,像是在开玩笑.不过,事后回想起来,查查历史文献,再对着地形图审视一下应县所处的地理环境――半干旱气候条件下的盆地,方知在似不经意间,莫先生给出了一个综合了多重因素的经得起科学论证的答案.而且,这个科学论证过程,是莫先生在听到提问后的一瞬间完成的.
或许,正是上述逸闻所表现出的洒脱和机敏,使得相识不相识的人都把莫宗江先生当作魏晋名士一流的人物.不过,我以为,正如真正代表魏晋风度的人不是阮籍而是嵇康一样,莫先生的潇洒和机敏也只是表象,而骨子里,则是豁达的眼界与精神上为着追寻理想境界永不放弃的执著,这才是他的魏晋风度之所在.这尤其在他晚年面对生死关口的时候.
1999年10月下旬,在陈明达先生去世两年之后,莫宗江先生也因肺癌住进医院了.这次,因为病情和年龄的关系,以往接收他住院的那家三级甲等医院已不肯接收了,只能住进北京大学校医院,亲友们由此明白这位老者这次十之八九是出不了院了.我当时正在整理陈明达遗稿《营造法式研究札记》,我去探望老人之前与他的次子莫涛兄商量要不要把正在整理中的陈明达遗稿拿给老先生过目、请老先生审阅?
我们知道这样做会给老人增加怎样的负担,也知道老人正在抓紧时间把最后的一些思考口述给莫涛兄,更知道他如能在临终前看到老友生前的研究进展会有怎样的欣慰.
我们犹豫再三,还是把文稿呈送给他了,嘱咐他一定要把这事当作闲暇时的消遣.
1999年11月底,又经过了一次病危急救,距最后的日子已近在咫尺,莫宗江先生略带歉意地放下了那份打印稿,对我、也对莫涛说：“还有一小部分没有看完,我的精力只允许我看到这里了.关于‘副阶’问题,陈明达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但你们仍要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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