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育方面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华政六十年浮沉相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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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三天的时间,撰写经费预算的工作非常紧迫,消息传出后,“老华政”们纷纷奔走相告,表示要为华政复校各尽其力.

在复旦任教的孔令望立马联络了华政在复旦的一批校友,一同深入从事教学管理服务工作的各个部门,向熟悉业务的负责人咨询,测算恢复实际规制3000人的校园需要所需的设备及经费数据.随后,孔令望等人又马不停蹄赶到复校刚半年的上海财经学院取经......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复校经费预算总算如期完成,孔令望也作为华政代表,到北京参加复校会议.

复校会议上,华政同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等学校互相交流了情况：当时西南政法学院已于1978年暑期复办；北京、西北两校的人员流散及校园被占情况也不太严重；唯独华政,两度被停办,师资队伍流失、资料散失、校园被八家单位分割,与会人员听闻之后无不叹惋.

1979年3月,华东政法学院复校筹备小组正式成立.复校的号角奏响了,然而摆在华政人面前的却是一个被摧残了十余年的、破败不堪的“烂摊子”：师资匮乏、教材流失、教室宿舍一无所有,这样的现实与“当年复校、当年招生”的目标相提并论,这将是一个怎样的挑战?

根据《第八次全国人民司法工作会议纪要》,当时分占华政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分校、上海市果品公司等八家单位应该尽快撤出.然而,由于各种情况,进展并不顺利.眼看复校在即,华政筹备组的成员不得不四处奔波.

“现在的东风楼,当时由复旦大学分校使用.对于华政的复校,复旦大学给予了很大的支持,除了‘归还’大部分教师,他们还尽快让出了东风楼.而上海社会科学院占用的华政房屋中,除红楼（即图书馆）、六三楼、交谊楼外,也都移交归还华政.”韩信昌介绍,复校后的数百名教职工就是凭着这总体面积仅有6000多平方米的校舍渡过了第一道难关.“79年复校后,学生们也只能在礼堂和体育馆改造的教室里完成学业,当时只有四十号楼、东风楼等四幢建筑是归华政所有.”

第二年的暑假华政要招400名新生,校舍的匮乏问题再一次摆在了院长徐盼秋、副院长曹漫之等领导的面前.徐盼秋曾撰文回忆当年复校经过：“复校不容易呐,那真是一场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华政只能通过新建校舍来解燃眉之急.当时院里有一位领导曾在某煤矿工作,徐盼秋、曹漫之等院领导就带头搬进从煤矿借来的五个军用帐篷,在帐篷里办公.他们把腾空的房子让给教师作为教研室,在建新楼的问题上,也力主让学生宿舍和图书馆率先开工.院领导们把180万元的基建资金全部投入到教学楼的建设当中,而他们在帐篷里办公,一待就是三年.”华政功勋教授苏惠渔说,华政领导自我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鼓舞了当时的师生,“帐篷精神”也成为了华政历史上及至沪上最广为传颂的佳话.

直到1999年4月7日,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与华政举行了交谊楼、六三楼和红楼的交接仪式,华政才终于将失落多年的家园全部寻回.

曹漫之的“弹劾制度”

曹漫之是华政历史上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华政1979年复校以前,曹漫之就已在华政任教长达20余年,复校后,曹漫之担任副院长一职,对华政复校初期的师资、教学建设作了很大贡献.

“文革的那十年里,许多老师都离开了教学一线,其中一些人的专业知识早已荒废,而我们这些留在复旦大学继续任教的老师也都不是从事法律教学.”苏惠渔告诉《方圆》记者,当时华政面临的问题是,师资队伍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局面.除了专业知识的荒废,许多从复旦等大学返回的“华政元老”也都已经两鬓斑白,力不从心；而一批刚刚经历过“文革”洗礼的青年教师一时还难以承担起整个学院的教学任务.

“到社会上去招聘人才!”曹漫之首先提出一个当时许多人想都不敢想的新思路,然而他的这一想法却没有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由于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社会还不稳定,许多人担心会有一些戴着“帽子”和刚摘下“帽子”的人跑来应聘,担心这些人会影响到华政的正常教学和管理.基于这些顾虑,司法部也没有批准这一建议.

招生、开学的任务迫在眉睫,曹漫之当机立断：以华政自己的名义向社会公开招聘.于是,章人英、洪丕谟、江海潮等一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就在那个时候涌进华政,这大大扩充了华政的师资队伍,缓解了师资的困难.

随之而来的,是师资队伍力量薄弱的困境,这不仅会影响到教学质量,更会成为制约学校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曹漫之对老师们提出了两个基本要求：第一要保证有人上课；第二要保证不被学生赶下讲台.这不是什么值得惊奇的事,那个年代的学生确实是可以把教师赶下台的,特别是在华政,曹漫之甚至推行了专门的学生举报“弹劾”老师的制度来保障学生的这种权利.“当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许多助教不敢来给我们上课.我们79级的那一批学生绝大多数都经历过文革,还有好多人上大学前就在从事党团工作,我们对《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都非常熟悉,有的人甚至可以用精通来形容.所以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给我们讲课,老师要禁受住学生的考验.”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华政79级校友杜志淳告诉记者,正是曹漫之力排众议而推行的“弹劾制度”造就了后来华政过硬的教学质量.

“文革”十年的破坏,使华政的教材资料毁损的情况也非常严重,《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又刚刚出台不久,没有完整、规范的教科书.当时的宪法教研室只有一本讲义,这还是教授孔令望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冒了极大的危险保存下来的,而这本薄薄的讲义也成了整个教研室共享的“宝贝”.

没有教材,老师们就凭借手中仅有的资料和记忆中的知识去编写讲义.为了让学生开学就能读到讲义,老师们废寝忘食地讨论、编写、校对.暑假中付印讲义,闷热的油印室内连台电扇也没有.打字员们个个满头大汗、眼泪汪汪,但都咬牙坚持工作.为了减轻打字员的负担,刚刚放下教材编写工作的老教师们自己拿起油印出来的书页,配页装订,将医生“注意休息”的叮嘱抛诸脑后.

苏惠渔等老师还自创了别出心裁的教学讲座.那时恰逢审判“四人帮”,苏惠渔、朱华荣等老师承担了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辩护的任务,就借着学校安排的讲座的机会,与学生们分享一些具体司法实践当中的心得体会.每逢此时,报告厅里就会出现人山人海的壮观景象.将辩护经历引入课堂,华政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务实特色也许就缘于此吧.

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生教育方法

艰苦的创业探索过后,华东政法学院正式进入了“建业时代”.80年代初,为了培养自己的教学、研究梯队,学校开启了研究生教育的探索之路.1982年2月,何勤华、孙南申等14名满怀抱负、求知若渴的学生来到华政求学,成为首批硕士研究生,曹漫之、庄咏文、王召棠、徐轶民、孔令望、苏惠渔、徐建等第一批研究生导师也给予了他们莫大的关心和帮助.

苏惠渔表示,“要树立华政自己的学科特色,建立优势学科,一定要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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