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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0;是提出评审中重点要考查的若干条件、表现.但在评审更具重要性,评审内容更为复杂的情况下,通常需要设计一个对参评者能力、业绩、贡献加以评价的指标体系.例如,在大学的职称评审中,首先将教师的任务分解为教学、科研两大方面.教学方面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教学工作量(授课学时)、教学质量(包括学生评议结果、教学方面的获奖情况等).科研方面可以分解为科研项目、出版的专著和教材、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获得的科研奖项等.每一分项再分为若干级别,如一级(“国家级”)、二级(“省部级”)、三级(“市级”、“校级”),每个项目中不同级别的“成果”赋予不同的分数.
规则总是由人制定的,有人参与就会有人的主观因素渗透其中.由不同人制定出的规则是不同的,这就出现了一个由谁来制定规则的问题.一般说,评审的组织者同时也是规则制定的组织者.在规则的制定中,最重要的参与者当然是评审组织者.
在有些情况下,评审组织者直接承担了制定规则的工作,自己设计出一整套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交由评审委员会在评审过程中按此规则进行评审.在这种情况下,评审组织者自然可以很方便地将自己的意愿体现在评审规则之中,使之更符合自己的意愿和利益.例如,中央政府各部门组织的评审,会要求评审对象更符合全国某一方面的发展规划,省、市组织的评审,则要求评审对象为本省、本市做贡献.一个政府部门下面又包括若干分支机构,每个分支机构又由若干成员组成,但并非所有分支机构、所有成员都参与评审工作,都参与评审规则的制定.在这种情况下,评审的操纵者不一定是名义上的评审组织者,也可能是作为评审组织者的政府部门中的个别官员,甚至不一定是该部门的最高官员,还有可能是具体负责评审工作的分支机构官员.由于评审组织者或负责具体操作的官员有其异于社会整体的利益,因此,评审组织者自身的利益不一定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相一致,参与制定规则的分支机构和个人,也有可能将自己有异于部门整体的意愿渗入评审规则之中,所制定的评审规则可能不完全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甚至不完全符合名义评审组织者的整体利益.由于评审组织者不可能制定出完全契约意义上的评审规则,评审规则也不可能完全地符合评审组织者原本的意图.
在另一些情况下,评审组织者会更为审慎地组织一个委员会,通过讨论、表决来通过评审规则,而不是将自己起草的方案直接付诸执行.但是,通过对参与规则制定者的选择和影响,同样可以制定出更符合评审组织者意愿的规则.而且,为了提高效率、避免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讨论和表决总是针对一个预先制定的方案进行的.因此在委员会讨论、表决之前,仍有一个方案起草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方案起草者显然有机会将自己的愿意渗入讨论方案之中.由于讨论过程是耗费成本的,不可能“充分”(尽管在官样文章中总会有“经过充分讨论”的字样).尽管方案的具体起草者可能是政府部门的一个分支机构,甚至是其个别成员,渗入方案中的起草者意愿不一定合理,却不可能完全在讨论中被清除.而且,付诸表决的方案总是以评审组织者的名义提出的,评审组织者常常也是参与方案制定以及讨论和表决者的“主管部门”或领导者,也就是说,方案是由有权威的“领导”提出的.从组织的政治经济学来看,毫无疑问,领导们提出的绝大多数方案会在不经过大的修改的情况下,被由下属专家组成的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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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规则制定过程中真正进行了有实质意义的讨论和修改,评审组织者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进行操纵.如前所述,参与讨论和表决的人员,是由评审组织者选择的,评审者可以尽可能地选择那些与自己具有大体相同的取向,或更“具有组织纪律性”,更能“领会领导意图”,更愿意“服从领导”的专家.即使在需要有非下属单位的“独立专家”时,也仍然可以选择一些更“合适”的“专家”.当然,评审组织者以外的讨论、表决者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与评审组织者“保持一致”,尤其是在这些人也是可能的评审对象或与其利益相关者的情况下,就更有可能提出有利于他们自身或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修改意见”.一些有“影响力”的“专家”,有可能将自己的意愿渗入评审规则.但由于不同的专家自身利益或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价值取向不同,他们的意见不一定符合社会整体利益,此类讨论也常常是观点不一、充满争议的.因此,对于参与讨论者的大多数修改意见,规则制定的组织者接受与否都是有理由的.从而规则制定组织者实际上仍然拥有很多“自由斟酌”的权力.总之,最终通过的规则总会更多地代表规则制定组织者和讨论方案起草者的意见.
在有些情况下,评审组织者本身也有可能成为评审对象(例如,大学校长的职位或许只有已经获得最高职称者才能担任,但一些“领导班子成员”可能还需要参加职称评审)或代表一部分评审对象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评审规则更有可能在资源分配的意义上,向一部分评审对象倾斜,使其在评审规则上就占有一定的优势地位.例如,负责某一领域管理职责的政府部门常常有“直属”的下属单位,同时又负责大量“非直属”同类单位的某些管理和“指导”的职能.例如,在目前的中国,教育部有直属的大学,但大部分大学是省属、市属的.在此情况下,就可能出现偏袒直属单位,歧视非直属单位的问题.这一问题在评审规则的制定中,也常常有所体现.再如,在一个大学内部,在制定“重点学科”、职称评审等各种评审规则时,校长和参与评审组织和评审规则制定的科研处长、教务处长等人所在的学科就可能得到某种“关照”.从而,“领导”所在学科就会成为在评审中占有优势的“领导学科”.当然,从事“领导学科”的其他教师,也有可能借领导之光,得到一些特殊的关照.例如,在职称评审和“科研工作考核”的规则制定中,需要对不同学术期刊“定级”,假设有实际质量大体相同的《东方研究》和《西方研究》两种期刊,当“领导”从事的是“西方学”专业时,就有可能将《西方研究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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