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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写卷P.2978做过一个提要{5},收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6},提要的内容为异文校录,并据避讳字定抄写时代{7}.1958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这是对以往有关敦煌古籍的研究成果所作的总结.其中,对英法所藏14种《诗经》写卷做了叙录（P.2529、P.2538、P.2514、P.2570、P.2506、P.3383,S.10、S.134、S.5705、S.789、S.2729、S.3330、S.6346、S.498）.其中,P.2529、P.2538、P.2514、P.2570、P.2506、S.134皆转录罗振玉、刘师培、保之的序跋；关于S.10、S.5705、S.789、S.2729、S.3330、S.6346、S.498诸卷的叙录撰写于1938、1939年,皆王氏30年代在巴黎阅览原卷所得,内容主要是定名、缀合、抄写时代的判定及简单的校勘,但这是对以往《诗经》写卷研究的集成性之作,成为以后很多学者特别是非专业学者的重要参考书.
1969年,陈铁凡在《孔孟学报》17期发表《敦煌本易书诗考略》一文,收入了28种《诗经》写卷,比《敦煌古籍叙录》多14种（S.541、S.1442、S.1722、S.2049、S.3951、P.2660、P.2669、P.2978、P.3737、P.4994、L1416、L1640、散204及土地庙遗书《毛诗注》）.但陈氏所见影本仅19种,皆据《敦煌文献录》{1}、《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秘籍留真新编》,其余乃据他种目录著录{2}.陈氏在文中介绍了写卷的内容、行款,并考其抄写时代,提供影本信息.
在20世纪80年代前,对敦煌本《诗经》写卷的研究及影本公布方面,贡献最大的当属潘重规.他先后发表8篇论文{3},不仅为英法所藏的25件写卷撰写题记,而且还首次公布了8件写卷（P.2660、P.2669、P.2978、P.3737、P.4072、P.4634、P.4994、Дх.01366）.他还在《敦煌诗经卷子之研究》一文中,概括性地提出了敦煌《诗经》卷子之价值：（1）可觇六朝唐代诗学之风气；（2）可觇六朝唐代传本之旧式；（3）可觇六朝唐人抄写字体之情况[8].其说多为后人遵从并承袭{4}.
1971年,苏莹辉发表《从敦煌本〈毛诗诂训传〉论〈毛诗〉定本及〈诂训传〉分卷问题》（《孔孟学报》第22期,1971年9月）一文,对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中谓S.798、S.3330、S.6346为颜师古《毛诗定本》之说做了纠驳.
70年代末开始,由于缩微胶卷与《敦煌宝藏》的发行出版,特别是90年代以后,刊布敦煌文献的大型图录本陆续问世,研究者可以很方便地利用敦煌写卷资料,敦煌学的研究进入了黄金时期.在《诗经》写卷的收集、介绍、研究方面,成绩斐然.
1998年,伏俊琏发表《敦煌〈诗经〉残卷叙录》[9],收录了29种写卷,比陈铁凡多出P.4634、Дх.01366（俄1517）及天理本三种{5},而没有陈氏的两种L编号的俄藏写卷.但作者没有见到陈铁凡的论文,写卷来历及叙录内容主要依据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潘重规《敦煌诗经卷子论文集》.天理本写卷则据王三庆《日本天理大学天理图书馆典藏之敦煌写卷》一文[10],而未提及1990年就已出版的《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8辑第8卷《敦煌学文献》中的写卷影印本.
笔者于2003年发表《〈俄藏敦煌文献〉儒家经典类写本的定名与缀合——以第11—17册未定名残片为重点》、《英伦法京所藏敦煌写本残片八种之定名并校录》、《残卷定名正补》三篇文章{6},比定了7件俄藏残片（Дх.11933B、Дх.11937、Дх.12750、Дх.12759、Дх.12697、Дх.08248、Дх.09328）、2件英藏残片（S.1533V、S.11309）的题名,纠正了2件法藏残卷（P.2978、P.3330）的错误定名；并判定Дх.11933B、Дх.11937、Дх.12750、Дх.12759四个残片为一卷之裂,S.11309与S.5705亦为一卷之裂.当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敦煌写本研究、遗书修复及数字化国际研讨会”上,笔者发表《跋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诗经〉写卷》一文{7},对BD14636号《诗经》进行研究,考察了它的抄写时代及其文献价值.
2004年,张锡厚发表《敦煌本毛诗诂训传的著录与整理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一文,收录了30种写卷{8},比伏俊琏多出P.4072、俄1640（Дх.01640）两种,但未收入土地庙遗书,当因彼非《毛诗诂训传》故也.张文与伏文相比较,张文吸收前人成果较多,但多为抄撮,缺少自己的考证,而且似乎也没有看到笔者《〈俄藏敦煌文献〉儒家经典类写本的定名与缀合》、《英伦法京所藏敦煌写本残片八种之定名并校录》两篇文章,可能成稿时笔者两文尚未正式发表之故.
2006年,笔者出版《敦煌经籍叙录》（中华书局,2006年）,为收集到的中、英、法、俄、日所藏44号写本撰写了叙录{9},将有关定名、断代、缀合、辨伪、研究进展等相关内容集中考察,对《诗经》写卷做了一次全面清理和总结.
2009年,黄亮文发表《敦煌经籍写卷补遗——以〈俄藏敦煌文献〉第11至17册为范围》（《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一文,又从俄藏写卷中发现3种《诗经》残片（Дх.7475V、Дх.12602、Дх.15312）,从而将《诗经》写卷增加到47号.
同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发行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10册,其中BD12252号定名《毛诗传笺（淇奥至硕人）》,按此为白文,并无传笺,故应定名为《毛诗（卫风淇奥—硕人）》[11].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出版《敦煌秘笈》影片册一,其中羽015号包括三个残片,编为羽015ノ一、羽015ノ二、羽015ノ三,分别为《毛诗传笺（大雅文王）》、《毛诗传笺（小雅雨无正—小弁）》、《毛诗（小雅鸳鸯—车舝）》,笔者已有《杏雨书屋藏〈诗经〉残片三种校录及研究》一文提交2010年8月在甘肃敦煌召开的“庆贺饶宗颐先生95华诞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12].2012年,方广锠教授在《敦煌遗书中多主题遗书的类型研究（一）——写本学札记》一文中,提到S.329V有两块毛诗残片[13],案此残片在《英藏敦煌文献》第1册第133页上栏,乃修补S.329的补丁,内容为《齐风·东方之日》末行标章句及《东方未明》小序.
经过中外学者一百多年的努力,已获得敦煌《诗经》写本52号,内容涉及《诗经》305篇中的231篇.
同时,对于《诗经》写卷的整理研究也陆续发表了不少论著.
1985年,胡从曾在《浙江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发表《从敦煌〈毛诗〉古写本看高邮王氏训诂方法》一文,利用敦煌《诗经》写本材料,列举可以印证《经义述闻》考证之善者11例,藉以说明王氏父子训诂方法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1986—1987年,黄瑞云在《敦煌研究》分三期发表之《敦煌古写本〈诗经〉校释札记》{1},其校勘条目多有可取者,可惜对于清人的成果吸取较少.
从2001年开始,郝春文教授主编的《英藏敦煌社会文献释录》陆续出版,该项目计划将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全部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按号释录成通行的繁体字,并附校记及有关的研究文献索引.至今已出版了10卷,校录了S.10、S.134、S.498、S.541、S.789、S.1442、S.1553V、S.1722共8号写卷,可惜S.1553V的校录及定名没有注意到笔者《英伦法京所藏敦煌写本残片八种之定名并校录》一文的考释.马新钦《〈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之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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