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类论文范文例文,与新结构经济学――经济理的再相关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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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力资本投资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新结构经济学吸收并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教育的传统观点,认为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禀赋的组成部分,发展战略需要包含人力资本投资政策,以对产业升级起到因势利导的作用,并协助经济体充分利用所有资源.

（3）在外国资本方面,新结构经济学认同新古典经济学的部分观点,但目标不同.新古典经济学赞成开放资本市场或使其自由化,以期达成更有效的储蓄配置、更分散的投资风险、更高的经济增速以及更为缓和的经济周期.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一种对发展中国家最为有利的外国资本流动形式,因为它的目标就是通过发展与这些国家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而获利,但不鼓励旨在套利的投机资本.

（4）新结构经济学比较倾向于新古典经济学在金融发展上的主张,但措施上更加强调有序和渐进.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提倡金融自由化,政府应放弃对银行的所有权,并去除对信贷配置和利率的政府管制.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为国内金融和外贸发展制定一套有序的自由化政策,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能否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同时获得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

（四）增长识别与因势利导框架指导理论运用于实践

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最大的亮点应该是他与塞莱斯汀孟加（C.Monga）等人合作提出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7]该框架是在比较优势理论、后发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前两派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各国产业政策实践成败的经验,扬长避短,创建出的一套帮助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设计、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则框架.它分为笼统的两大步和具体执行的六小步.笼统的两大步是：（1）确定一国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2）消除那些可能阻止这些产业兴起的约束,并创造条件使这些产业成为该国的实际比较优势.六小步则分别为：

1.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先找那些具有与本国相似要素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约为本国两倍的高增长国家,然后再据此确定一份生产已超过20年的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清单.

2.政府优先考虑该清单的产业中国内私人企业已自发进入的产业,采取措施来确定、消除这些企业提升其产品质量的紧约束以及阻止其他私人企业进入该产业的障碍.

3.政府采取特定措施吸引在第一步中确定的高收入国家企业来本国投资那些清单上对本国企业来说全新的产业,或通过孵化计划等手段来扶持国内私人企业进入这些产业.

4.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除了大力支持第一步贸易商品和服务清单上确定的产业外,还应密切关注本国成功实现自我发现的其他私人企业,并为这些产业扩大规模提供帮助.

5.在基础设施落后、商业环境欠佳的发展中国家中,政府可集中投资于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来吸引可能愿意投资于目标产业的国内外企业,并发挥产业聚集的优势.

6.发展中国家政府可为上述先驱企业或国外投资者提供税收优惠等激励,以补偿它们的投资所创造的非竞争性公共知识.

林毅夫教授认为,通过上述过程确定的产业应符合本国潜在的比较优势,由此方法推出的政府扶持,有可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挖掘后发优势的潜力,实现有活力的可持续增长.[1]15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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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林毅夫教授所提出的这套框架,尽管不乏质疑的声音,但多数评论者都肯定它的价值.例如,伦敦海外发展研究院的德克威廉特威尔德在评论中认为该框架是“一个实用的程序”,是林教授等人文章中“最有价值的贡献”,并且“与现有的增长诊断法、竞争力法、投资环境调查法、生产能力法等是互补的”[1]169.麻省理工学院的爱丽丝阿姆斯敦认为林教授的两轨法（甄别和因势利导）比Porter的价值链分析和Hausmann的“跳跃的猴子”模型更好,因为它涉及建立商业知识,这比其他概念所蕴含的方法更完整.国内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实[8]、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韦森等教授也认为该框架给“政府领导人和靠近各国政府决策层的经济学家们提供一个可操作实施的‘经邦济世’的政策指导‘路线图’”和“可以实际操作的政府行动指南”[9].（五）尝试重新界定“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笔者认为,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另一重大贡献就是试图重新界定和平衡市场和政府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体现在新结构经济学的第三大要点上,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而政府则发挥积极的协同作用,提供信息、协调改善软硬件基础设施和补偿外部性.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中各自经历了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历程.林毅夫教授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其意义或可从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决定》文告中窥见一斑：“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林毅夫教授恰巧在全会的前一天受聘为国务院参事,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其理论对中国高层治国理念和政策可能存在的深刻影响.

四、“新结构经济学”的不足或值得商榷之处

1.良善政府假设的可靠性需要进一步论证

笔者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最大问题是它建立在一个国家的政府是积极进取、专心致志求进步、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良善政府”的假设之上.毋庸置疑,林教授的理论有对中国过去30多年发展经验的思考和总结,其框架有中国发展经验的影子.但是,从中国和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贪污腐败盛行、利益集团猖獗、权力寻租严重、阶层流动固化、官民冲突频发的现状来看,这与现实相去甚远,让人无法相信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拥有广泛特权的既得利益阶层会真正为了良知,为了国家、民族、普通老百姓的整体利益而主动牺牲自己的特权利益.新古典经济学的激励理论和李克强总理“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更难”的话也表明,特权利益无法用觉悟和道德训诫来化解.

这种质疑并非仅仅来自笔者.国内很多知名学者在评论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时,也都提出了类似的质疑.例如,山东大学的黄少安教授认为,根据林毅夫教授的论述逻辑,他提到的这种高标准强能力的“好”政府应该属于“新古典”政府.但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强调人们对激励作出反应的理论,这种新古典意义上的政府就有可能出于自身利益只采用对政府更好或短期内更好的制度和政策,而不是去利用比较优势或采用更好的制度.[10]韦森、余永定[11]、张曙光[12]、张军[13]和独立经济研究人士刘海影[14][15]等众多学者都相信掌握着巨大政府投资和开发资金的政府干预会加大市场扭曲、加重腐败.事实上,追求政绩和升迁等个人利益的政府官员的滥权行为已在中国各地造成很多盲目开发的项目和巨额地方债务,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隐忧.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没能告诉我们怎样避免第三世界的政府官员明为发展经济实则可能追求政绩和个人利益的滥权冲动,而林教授寄希望于追求“青史留名”的政府领导人的解释也不能令人完全信服.[16]

2.软件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及其突破未得到深入探讨

林毅夫教授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把基础设施、尤其是软件基础设施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要素来考察,是对经济学其他流派尤其是制度经济学的吸收、融合、创新和发展.林教授对改善软件基础设施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强调比较符合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根据软件基础设施的定义,社会制度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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