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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太空战争肯定更加危险,因为美国军事和经济高度依赖于太空,太空被视为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在台海冲突作战想定中,美国将比中国更依赖太空.此外,如果战略导弹预警等系统失效,将在极大程度上造成冲突升级的危险（甚至是核冲突）.太空中一方对另一方的攻击会招致报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受到的损失更大.太空战争如果产生碎片,会给脆弱的轨道环境造成混乱,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太空系统如此重要但又如此脆弱,因此反卫星攻击比其他海上或陆地上的常规冲突门槛要高.

中国不断增强的太空侦察能力肯定会超越海洋战场.提高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天基系统,与支持远程兵力投送、甚至全球兵力投送的系统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中国的军事学术似乎还没跟上这些发展趋势.解放军内部虽然已经展开讨论,但“近海积极防御”的原则似乎还没有改变.有了天基侦察系统,中国不仅将增强抵御航母入侵的能力,远程兵力投送的能力肯定也会提高.

向军事用途转变

中国卫星成像能力呈数量级增长,这表明太空系统可以向更专业化的军事用途转变.中国的卫星项目清楚地沿着这条道路向前发展—最大程度地发挥军用和民用的潜力,但更强调后者,包括“风云”、“环境”、“海洋”、“北斗-1”、“实践”、“返回式”、“资源-1”系列、“东方红”通信卫星平台,以及大多数小型卫星实验都是如此.而过去美国和俄罗斯太空项目的发展方向完全相反.一些用于预警、侦察、核试验探测和全球定位系统（GPS）的早期卫星系统纯粹是军事用途.它们的军用项目和民用项目在开发以及指挥控制方面差别很大.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发展军民两用太空项目,并主要着眼于民用,这为中国太空活动奠定了主基调.载人航天计划是最明显的例证,五年计划和国家太空政策白皮书更坚定了这一模式.原因可能在于：邓小平将国防现代化放在四个现代化的末位,造成解放军及国防工业经费受限,无法维持专门的太空军事项目.此外,中国从民用卫星技术中获益良多.偏远地区缺少通信基础设施,需要更好的土地和海洋管理,以及灾害的早期预警系统.在这些方面,卫星技术对于民事应用来说非常重要.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对于自身安全环境的评估,甚至在台湾问题上,态度都相对温和,这进一步降低了在太空开发军事项目的必要性.

然而,“遥感”系列一反过去的模式.“遥感”平台可能并不是中国首次尝试建造专门军事用途的卫星.这一趋势自2000年9月“资源-2A”卫星发射以来就开始了.中国以前的一些返回式卫星同样能够提供战略图像.然而,“遥感”系列似乎产生了一个质的转变.“遥感”卫星的技术规范、时间覆盖率、冗余度和轨道配置,都显示这是一个更具备军事用途的项目.此外,“遥感”系列比中国其他卫星项目密级要高,也表明出于国家安全目的需要更多地控制相关信息.

中国对所有卫星的监管也完全由军方控制,解放军两个总部机关直接开展合作,对卫星实施指挥控制.有证据显示,一些卫星的指挥控制将针对特定任务进一步简化和区分.建造更多的沿海地面站,强调将ELINT和雷达相融合的重要性表明解放军正在开发一个以天基侦察为核心的紧密融合的信息环,用来为导弹定位、评估损失和整体战场感知提供数据融合支持.

中国的军民两用策略造成卫星的监控和使用情况十分复杂.尽管卫星发射装置和在轨服务几乎都在解放军的管辖范围内,但是大多数卫星项目的数据应用和管理受到许多部门不同程度的控制.从解放军主导开展的救灾活动中,可以看出质量参差不齐和数据分享混乱所造成的问题,证明了有必要简化对卫星系统的领导权.

工业计划：效率和革新

跟踪研究中国卫星项目,可以帮助了解中国当前和今后的太空军事能力.和其他太空大国相比,以前中国卫星发展速度并不快.前40年（19602000年）,中国只发射了约40颗卫星.在21世纪前10年,中国加快了发射卫星的步伐,共发射了70多颗卫星.2010年,中国第一次和美国在年度卫星发射数量上并驾齐驱.中国最近发射的“遥感”系列具有更为直接的军事价值,但它们只是中国宏伟太空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还包括通信系统、数据中继、定位/导航、气象、海洋观察、救灾、立体成像、月球和太空探索以及科学实验.中国在几项主要技术（例如SAR、高分辨率光电设备、大范围监测系统如ELINT）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的航天工业企业和许多民营企业、院校科研机构通力合作,开发了许多小型平台（包括小型、微型和纳米级卫星）.这些平台上携带的有效载荷也越来越小、越来越复杂.还有一些关键太空技术也已取得突破,包括小型卫星的编队运行能力,近距机动能力.这些进步证明中国有能力进行体系和局部创新,但还算不上革命性创新.

同时,中国通过共用平台,将成本效益最大化.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的多个卫星项目都采用了共同的数据总线.近年来,中国为其通信、成像和微小卫星开发了新的基本总线,但仍然是以过去的平台为基础改进而成.中国的太空计划强调高度标准化、模块设计和批量生产,以迅速增加卫星的数量.例如,“东方红-3/3A”平台用于大约20颗军用和民用通信卫星,来进行定位/导航、探月和数据中继.尽管美国的商业卫星也倾向于共用平台,但美国的军用卫星却是朝着昂贵的专门系统方向发展.

对于中国来说,共用平台似乎很经济,这大大缩短了单个卫星的研发周期.在中国卫星发展的前几十年（上世纪6090年代）,新的卫星研发需要1315年.中国返回式卫星项目（FSW）和“东方红”项目前几个平台的开发都基本符合这样的周期.但是从90年代开始,新的卫星项目研发时间减少到610年.

“返回-2”号卫星—第一个具有轨道机动能力的平台,于1992年首次发射,据说整个过程仅用了28个月.使用“海洋-1B”平台的后续卫星开发时间也大大缩短.但是在某些项目中,情况正好相反,因为技术投入更为复杂.

革新和跨越式发展的战略非常重要,它推动了技术突破,提升了中国国防能力,受到了外部观察家的极大关注.然而,利用自身成熟技术来稳步提高国防能力也同样重要,中国在这方面做的很出色.“遥感”系列卫星升空频率越来越高,表明中国正利用成熟的技术平台,搭载越来越复杂技术设备.中国正在迅速建成一个具有很高时空覆盖率的天基侦察系统.

中国卫星侦察能力前景如何?过去2年,中国发射了相当数量的卫星,这一模式可能会延续下去.中国已经掌握了基本传感器技术,能开发成本效益较高的平台,并且基于这些平台增加在轨卫星的数量.中国今后也许想建造更庞大、更复杂的系统,但这样的系统更昂贵,需要更长的研发周期.目前中国关注的仍是规模较小、开销较少的平台.此外,短期内中国并不迫切需要迅速提高目标定位、追踪和战场感知能力.

其次,从中国角度看,尽快建造一个强有力、高冗余度、具有军事用途的太空系统,具有战略意义.中国急需提高“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包括为导弹部队精确定位和追踪、战场感知和联合作战能力,这需要优先发展遥感平台.中国打造天基侦察网络,就表明其已经拥有反介入能力.最后,